中国澳大利亚贸易情况（中澳贸易战对中国有多大影响）

中澳贸易战对中国有多大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政府推行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措施以及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化的形势下,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飞快的进步,其不但推动了国际贸易整体的发展,也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支持。其中我国同澳大利亚的双边贸易规模扩大,虽然两国的贸易总额增长速度很快,但是其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量上所占比例仍远远小于美国、日本等国家与我国的贸易水平,然而中澳两国贸易开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主要由于两国的进出口贸易对两国的经济发展都有重要作用。首先由于我国工业化快速发展及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不断增加,我国对澳大利亚丰富的资源密集型初级产品需求不断增加,扩大该类产品进口可以满足我国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同时我国向澳大利亚出口的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澳大利亚的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澳大利亚的通胀压力,而且我国巨大的进口市场为澳大利亚的厂商提供了稳定的销售场所,为其带来无限的商机。由此可见,两国双边贸易是互利互惠的。本文主要通过研究两国双边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 本文的研究首先建立在研究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现状基础上,即贸易总额的增加、进出口商品结构的提升以及对外贸易市场的多元化对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后具体分析在两国建交后的近40年中,中澳贸易快速发展的情况以及两国的贸易现状,包括进出口总额的快速增长及两国贸易产品结构的提升,进一步通过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来分析研究中澳两国贸易快速发展的基础,即通过两国的不同要素禀赋来看两国贸易的互补性,同时使用三种指数的计算对以STIC为标准分类的十大类产品进行具体分析: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以及贸易竞争指数都说明了两国在同类商品上具有不同比较优势,贸易互补性很强。中国对澳大利亚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源密集型产品,贸易特点符合两国要素禀赋的实际情况,双边贸易具有坚实的基础。在研究了两国双边贸易现状以及互补性后,建立模型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中澳两国贸易增长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即应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以及葛兰杰因果检验等具体分析,得出中澳两国贸易总额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同时在短期内中澳贸易总额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产生正向影响,由于短期调整系数是显著的,说明每年实际发生的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差28%被修正,并通过葛兰杰因果检验证明中澳贸易总额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是互为因果关系。经过文中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表明中澳贸易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最后,简要说明了两国的贸易中存在的一些挑战以及我国采取的应对政策与措施,促进两国双边贸易健康稳定的发展,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

2022年澳大利亚进口额与出口额对比

2022年1-3月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商品总值为1786045.32万美元,相比2021年同期增长了379415.2万美元,同比增长27.3%;中国自澳大利亚进口商品总值为3278613.32万美元,相比2021年同期增长了1962671.66万美元,同比下降7.5%。2022年1-3月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差额为-1492568万美元,2021年1-3月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差额为-1966457.71万美元。

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贸易属于什么

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贸易属于自由贸易。根据查询相关资料信息，中澳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Agreement，简称FTA）是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正在进行谈判的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简称中澳自贸协定，于2005年4月启动谈判，2015年6月17日正式签署，2015年12月20日正式生效。

澳媒：闹归闹生意照做，中澳贸易额突破万亿

最近，澳大利亚公开了一份关于中澳贸易的数据，在2020年的时候，中澳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2088亿澳元（约1618亿美元），其中，澳洲对华进口为763亿澳元（约59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澳洲对华出口为1325亿澳元（约1026亿美元），同比下降了2%。对此，澳洲媒体就表示，虽然去年两国关系产生了不少的矛盾，但是在两国交易上，却并没有出现太大的波动，可以说是“闹归闹生意照做”。通过这份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中澳贸易似乎真的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它依然突破了万亿人民币大关（1618亿美元约等于10476亿人民币），这与比前年比起来，似乎并没有太大差距。根据之前的资料显示，在2019年的时候，中澳双边贸易额为1589亿美元（约10289亿元人民币），其中，澳洲对华进口为550亿美元，同比下降0.8%。澳洲对华出口为1039亿美元，同比增长18.3%。多年以来，中澳贸易的情况都是澳洲对华出口的增速快，澳洲对华进口的增速小，这次居然反了过来，这确实非常罕见。所以中澳的贸易情况，根本就没有澳洲媒体说的那么轻松。要知道，虽然2020年澳洲对华出口额为1026亿美元，只比2019年的1039亿美元，少了13亿美元，但这增速却相差了整整20.3%！这个问题很严重，这从中长期来说，对澳大利亚非常不利。按照过去几年的经验，中澳贸易运转正常的话，澳洲对华出口额都会提升超过十个百分点。结果，在2020年的时候，澳洲对华出口额却下降了2%，这绝对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这意味着中澳贸易长期利好澳大利亚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随着时间的推进，中澳贸易的差距可能还会越来越小，最终实现进出口平衡，也说不定。所以事情绝对没有澳洲媒体说的那么云淡风轻，如果澳大利亚不能端正对华态度，继续跟着美国瞎起哄，那么澳大利亚很可能就会失去最大的贸易伙伴了。据悉，中国正在逐步推进多元化进口工作，以确保供应链安全。此前，我们就将部分铁矿石和天然气的份额，转交给了蒙古国和俄罗斯，这导致澳大利亚铁矿石和天然气的出口份额大幅下降。而未来这种情况，可能还会进一步升级，我国将会把更多的贸易份额转交给其他国家。

澳大利亚服务贸易当前发展战略是什么

自从1972年12月中澳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经贸合作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中澳之间贸易增长远高于同期双方对外贸易的增长率。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入世以及双方自贸区谈判的开启，两国的经贸合作更是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目前，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与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澳大利亚也长期位居我国十大贸易伙伴之列(2014年为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必将对双边经贸合作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双方贸易规模迅速扩大 中国与澳大利亚建交四十多年来，经济水平都获得了很大发展，同时两国间的贸易总量都获得了巨大提高。尤其是1995年以来的近20年，双边贸易发展更加迅速。 1995年至2014年，中国对世界的贸易总额从2808.63亿美元增长至43003.6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5.44%，澳大利亚对世界的贸易总额从1104.23亿美元增长至4679.89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7.90%，而与此同时中澳之间的贸易额却从42.11亿美元增长至1368.2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0.11%，高于中国和澳大利亚各自对世界的贸易增长率。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澳的贸易额更是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中澳贸易额年均增长率增加至23.29%。如图1所示，1995—2014年中澳贸易额稳步上升，尤其是2001年之后上升态势更为迅猛。中国现在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的投资来源国，而且也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市场。下面通过澳大利亚主要贸易伙伴的变化进一步说明中澳贸易的迅速发展。图1 中国与澳大利亚进出口贸易发展状况 图1 中国与澳大利亚进出口贸易发展状况 当前澳大利亚前五大贸易伙伴分别是中国、日本、美国、韩国与新加坡，图2显示了这些国家与澳大利亚的贸易额在澳大利亚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变化。可以看到，在1995—2014年之间，澳大利亚与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比重逐步下降，与美国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3.49%下降至7.28%，与日本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7.62%下降至12.52%。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与韩国和新加坡的贸易比重基本保持稳定，大约维持在3.5%至6.5%之间，波动幅度较小。然而，澳大利亚与中国贸易额所占的比重却从4.19%增长至27.41%，增长了23个百分点。从时点上看，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额所占比重分别于1999年、2005年与2009年顺次超越韩国、美国与日本，跃居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图2 澳大利亚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额占澳大利亚贸易总额比重 图2 澳大利亚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额占澳大利亚贸易总额比重 (二)双边贸易结构不尽合理 相对于贸易规模的迅速发展，中澳之间的贸易结构并不十分合理。先来看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商品结构(见图3)。从图3可以看到，1995—2014年，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于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SITC8(杂项制品)三类商品中，还有少量的SITC5(化学品及有关产品)。同时可以看到，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SITC7商品的比重在不断增长，从1995年的18.15%增长至2014年的39.20%，增长了2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SITC8商品却在不断减少，从1995年的48.58%减少至2014年的29.29%，减少了20个百分点;而其他类产品的贸易却处于较平稳的状态，没有出现大幅的增长或减少。中国作为世界上的制造业大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机械及运输设备等科技含量较高的商品出口比重的提高，反映了中国的贸易产品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过程，这本身是一个贸易结构优化的表现。图3 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商品结构变化 图3 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商品结构变化 再来看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商品结构(见图4)。从图4可以看出，1995—2014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SITC2(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一直占据着绝对比重，而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2008年，SITC2产品占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比重达到了最高值，即84.53%，此后一直维持在70%的水平之上。除了SITC2产品，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较多的商品还包括SITC3(矿物燃料、润滑油和相关原料)、SITC0(食品和活动物)和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等，但比重都不高，2014年它们的比重分别为12.19%、4.07%、3.28%。总体上看，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商品结构非常单一，主要集中于自然资源类产品，但这反映了中国的需要，因而虽然不尽合理，但也不是一个坏现象。图4 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商品结构变化 图4 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商品结构变化 (三)双边贸易依存度日益提高 首先来看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依存关系。通过表1不难看出，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依存度连年提高，已经从1995年的0.58%上升到2014年的1.32%，上升了将近1个百分点。具体到各项数据，1995年，中澳贸易总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1.50%，2014年该比重已经增长为3.18%，增加了将近2个百分点。同期，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额在中国对外贸易进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96%增长至4.99%，上升了3个百分点;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额在中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09%增长至1.67%，较同期贸易总额占比与进口额占比增速略缓。表1 1995-2014年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依存关系(单位：%) 表1 1995-2014年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依存关系(单位：%) 再来看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关系(见表1)。很显然，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更高，同时也上升更快。1995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为1.14%，到2014年则上升至9.41%，上升了8个百分点，远远大于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依存度。1995年，中澳贸易总额占澳大利亚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3.8%，2014年该比重增长至29.24%，增长了25个百分点，使中国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期，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额在澳大利亚对外贸易进口总额中的比重由2.83%增长至17.20%，上升了14个百分点，使中国成为其第一大进口来源国;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额在澳大利亚对外贸易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4.88%增长至40.62%，增长了近36个百分点，使中国成为其第一大出口对象国。 (四)中国对澳贸易逆差加剧 整体来看，在中澳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逆差一方，而且近年来中国的逆差表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图5显示了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逆差在1995—2014年之间的变化，可以按照金额简单地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5—2003年，这一阶段贸易逆差额较低，始终处于20亿美元以下的水平;第二阶段是2004—2007年，这一阶段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逆差开始明显扩大，金额迅速超越50亿美元但处于小于100亿美元的水平;第三阶段即2008年至今，这一阶段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逆差开始迅速扩大，在超过100亿美元大关后连续突破多个整数关口，达到了600亿美元以上。造成此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主要商品是矿产品，其中尤以铁矿石和铜矿砂居多，而在2004年尤其是2008年以来，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矿产品需求持续增加，而同时矿产品的价格快速攀升，出现了所谓“量价齐升”的局面，导致了中国向澳大利亚进口金额的更快增加。以2008年为例，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价格平均增长了95%以上，但是由于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相对于其他国家具有更高的性价比，且我国对铁矿石具有刚性需求，因而我国还是从澳大利亚大量进口铁矿石。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日益增加，而澳大利亚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这将进一步加大中国的贸易逆差。随着中澳自贸区的成立，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贸易额将不断扩大，贸易逆差在一定时期内将会不断拉大。如何发展中国的优势资源禀赋，扩大对澳大利亚的出口范围以促进贸易平衡，已经成为中澳贸易良性发展和经济合作长期持续的重要议题。图5 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逆差金额 图5 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逆差金额 二、中国与澳大利亚双边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当前来看，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存在诸多发展机遇，其中包括一些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同时也面临一些阻碍发展的不利因素。只有全面客观地认识这些影响因素，才能找到正确的策略以推动中澳贸易的发展。下面从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两方面给予分析。 (一)有利因素 1.“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 “一带一路”是我国现在和未来较长时期内最主要的国际战略。虽然澳大利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但是秉持“开放”的理念，《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包含“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这就将澳大利亚涵盖在内。此外，澳大利亚也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多次表达参建“一带一路”的意愿，谋求与中国的更深层次合作。澳大利亚不同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小国，作为发达经济体，澳大利亚具有更为成熟的市场机制，在农业科技、高等教育、现代医疗、环境保护、资本运作等诸多领域领先于中国。因此，我国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契机，积极开展同澳大利亚的合作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中国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体量已稳居全球第二位，在基础设施建设、机械及运输设备制造、航空航天、供电和发电等领域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澳大利亚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资本进入澳大利亚基础设施建设、海洋合作研究、旅游等领域。“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必将会给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贸易合作带来更多的机遇，尤其是在相互投资及服务贸易领域具有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 2.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 中澳自贸协定在竞争中立、负面清单与政府采购等关键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是我国迄今商签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之一。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将会使中澳之间的经贸合作更加紧密，使双方在农业、教育、旅游、科技创新产业以及健康养老等领域具有更多的机遇，对于我国对外贸易及投资自由化的推进意义重大。在货物贸易领域，在协定生效时双方85.4%的商品实现零关税，减税过渡期后，澳大利亚将对中国进口的全部货物实现零关税，中国也将对澳大利亚进口的96%以上的商品实现零关税。双方的关税减免远远超过一般自贸协定的降税水平，这无疑会大大促进双方的贸易发展。在服务贸易领域，澳大利亚以负面清单形式对我国开放除法律、房地产等领域之外的绝大多数服务部门，“非禁即行”的开放模式大大拓宽了中国向澳大利亚服务出口的准入范围，将给中国服务提供者创造和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澳大利亚是首个以负面清单模式对我国做出服务承诺的国家，这也将是我国未来对外开展服务贸易谈判的重要方式。另外，中澳自贸协定也在国际投资方面解除了诸多原有的政策限制并提供了激励措施，这无疑会推动两国之间的国际投资，而两国间投资的增加无疑会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 3.RCEP的持续推进 应该说，有了中澳自贸协定，RCEP对中国与澳大利亚的经济关系的作用就相对弱化了。但是，由于有TPP的预期负面作用和美国对澳大利亚的各种影响的存在，RCEP对于加深和巩固中国与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关系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换句话说，TPP使澳大利亚靠近美国，RCEP使澳大利亚与中国等亚洲国家融合，RCEP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TPP的负面影响，削弱美国强加在中澳经济关系方面的不确定因素。正是基于此，RCEP也越来越成为中国应对TPP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来看，TPP在经济开放方面的标准是当今全球各经贸合作协议中最高的，而且要求各谈判国对经济制度法规进行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均要求标准统一，这给其谈判带来了一定难度。而RCEP谈判虽然起步较晚，但其在东盟与各国的自贸协议的基础上进行，其标准相对较低且更加务实，因而其达成较TPP容易。还有，TPP在实现经济目的的同时伴随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而RCEP更多地体现了经济目的，因而也更容易得到亚洲国家的认同。总的来说，RCEP的成立终将推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同时将在一个更大的区域内和更长的时间里推动中国与澳大利亚的经济往来与合作。 4.双方贸易互补性较强 从资源禀赋来看，我国人力资源丰裕，劳动力成本较低，在劳动密集型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在按SITC6(原料分类的制成品)与SITC8(杂项制品)生产与出口上具有一定的价格竞争力。因而如前所述，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的产品主要是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与SITC8(杂项制品)。然而，澳大利亚作为发达国家，却由于特殊的国情即“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并不是所谓的技术密集型或者资本密集型商品，恰恰以农产品与原材料为主。如前所述，澳大利亚对我国出口的商品中SITC0(食品和活动物)、SITC2(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与SITC3(矿物原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三类商品的比重始终维持在80%以上，其中SITC2(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始终维持在70%以上。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我国与澳大利亚相互出口的商品结构完全没有重叠或仅有较小的重叠。中澳两国由于各自“国情”不同，自然禀赋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使得两国贸易具有极强的互补性，为未来贸易的扩大提供了便利条件和空间。 (二)不利因素 1.美国因素的不利影响 澳大利亚是美国的重要盟国之一，两国之间具有长期的亲密而稳定的关系，因而我国同澳大利亚的经贸合作必将受到中美关系以及美国亚太战略的影响与冲击。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快速增强，这强化了美国抑制中国的愿望。TPP就是美国抑制中国的重要手段和“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支撑，此外美国主导的服务贸易协定(TISA)也具有同样的战略目的。在这两个协议中，澳大利亚都是重要成员国，而美国有意将中国排除在外。同时，中国的发展也使澳大利亚增强了与中国经济合作的愿望，它需要通过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实现自身的经济发展，避免可能的孤立与利益损失。因而，其一方面参与由美国主导的TPP协议，另一方面又同中国这个非TPP协议国家签署自贸协定，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美国不情愿其重要盟国与中国加深经济合作，所以会不断施加负面影响和阻碍措施。中美之间的****、南海问题、人民币问题、贸易摩擦问题等都会持续存在，具有加剧和缓和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不断影响中国与澳大利亚经贸关系的发展。 2.中澳贸易结构的单一性 中国与澳大利亚货物贸易进出口结构十分单一，对两国贸易的更大发展构成了明显的限制。如前所述，中国从澳大利亚的进口70%以上集中在SITC2(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进一步讲主要集中在铁矿石与铜矿砂上。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的总量巨大，对于两国经济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一旦铁矿石进口出现问题必将对两国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负面冲击。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主要集中在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 与SITC8(杂项制品)，其中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占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比重高达40%。在SITC7产品方面，我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竞争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尤其是美国在次贷危机后实施的制造业振兴计划对我国向澳大利亚出口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形成了一定的并可能是长期的冲击。同时，在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与SITC8(杂项制品)方面，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释放和人力成本不断上升，来自东南亚、南亚的制成品及杂项制品对我国同类产品的竞争压力逐步加大，而东南亚国家与澳大利亚政府实施的进口多元化政策也将对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SITC6与SITC8造成压力。 3.中澳服务贸易水平差距明显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和科技水平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服务贸易在整个贸易中进而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当今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了服务经济的时代，服务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约为1/5，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成为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点和重要支撑。很显然，两国之间的服务贸易能否快速健康地发展并达到一定的高度，关键因素是两国之间的服务贸易水平是否相当。如果服务贸易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就会使贸易主要在产业间进行，限制产业内贸易的产生与发展，进而限制服务贸易总量的扩大并因为贸易差额扩大而产生摩擦。而从实际来看，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作为发达国家的澳大利亚存在明显的差距。2014年服务业跃升为澳大利亚最大出口产业，而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12.3%，中国在金融、保险、教育、培训、医疗等服务行业方面都与澳大利亚存在较大差距。目前，尽管澳大利亚在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中以负面清单方式向中国做出了服务贸易承诺，但是中国与澳大利亚服务业水平的差距限制了中国对澳大利亚服务出口的快速增加。 4.双边投资发展失衡 国际投资对国际贸易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如果双边投资发展滞后或者失衡，势必影响贸易的良性发展。目前来看，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国际投资存在着明显的失衡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双边投资金额存在较大差异，即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金额远远大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投资金额;二是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产业结构过于单一，主要集中在矿业和房地产业。具体来看，2013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投资额是32967万美元，仅占世界对中国投资总额(11758260万美元)的0.28%，远远低于同期日本和美国对中国的投资额(分别为705817万和281987万美元);同时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额为345798万美元，占中国对世界投资总额(10784371万美元)的3.21%，略低于中国对美国投资额(387343万美元)，并高于中国对日本的投资额(281987万美元)。在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方面，2014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澳大利亚外资第一来源国，而中国投资的44.67%流向了房地产行业。与此同时，矿业仍是中国在澳大利亚投资的首位产业。 (一)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加深双方经济联系 应对外部负面影响(如美国干扰)的最好策略是加深双方的经济联系、增强政治互信和经济依赖。“一带一路”战略为加深中国与澳大利亚的经济联系提供了最好的契机。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一定要积极推动与澳大利亚政府的合作，并与之一起消除经贸合作障碍、提高经贸合作效率。一方面，双方政府要切实简化通关手续、缩短通关时间，促进中澳之间货物与人员流动的效率。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和企业要积极参与澳大利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推动两国在港口、铁路与航空之间的互联互通，构建“海陆空”三位一体的运输网络，提高两国之间的货物与人员运输速度。具体来讲，在海运方面，中国应当增加通向澳大利亚的航线，提高两国之间的货物吞吐量;在道路运输方面，根据自贸协定负面清单规定，澳大利亚将对中国道路运输服务提供商开放除出租车和公共交通外的国内运输服务市场，中国政府应当鼓励中国企业积极介入，并适时推进我国的高铁进入澳大利亚;在航空运输方面，澳大利亚将对中国空运服务提供者开放国内出航权业务外的空运服务市场，澳大利亚国际航空公司也允许外资持股，中国政府都应当积极推动企业参与。 (二)以农业贸易合作为突破口拓展中澳贸易领域 当前，中澳贸易结构单一，已经限制了中澳贸易总量的扩大。因此，中澳两国政府必须加强合作，针对不断出现的新需求，拓展贸易合作的新领域。从两国资源禀赋来看，中国与澳大利亚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是限于以往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两国的农产品贸易并未得到有效的发展。所以，中澳两国政府可以将加强农产品贸易作为拓展中澳贸易领域的突破口，切实推进农产品贸易合作。中澳两国都是农业大国，两国农业合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0年的小麦贸易，双方1984年签署了农业合作协定并建立了部长级农业联委会机制，为以后的农业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澳大利亚政府一直积极鼓励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同时多次表达欢迎中国农业企业投资的意愿。就当前中澳的贸易结构来看，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的农产品所占份额仅有10%，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的农产品所占份额不足3%。从此次签署的中澳自贸协定关税减免来看，农产品贸易方面的减免占据了很大的份额，自贸协定生效时澳大利亚对中国实施零关税的农产品税目和贸易额占比均达到约99%，这无疑会给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更多的出口机会。农产品贸易的扩大必将带动许多工业产品贸易的扩大，这也在客观上拓展了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贸易领域。 (三)依托负面清单模式加强中澳之间的服务贸易合作 随着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首个对我国以负面清单模式做出服务贸易承诺的国家，其将大大促进我国与澳大利亚之间服务贸易规模的扩大与结构的优化。相对于中澳货物贸易来说，中澳服务贸易规模较小，与货物贸易的地位极不相称，因而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并且在利好政策下构成了未来中澳贸易增长的重要方向。根据澳方列示的负面清单可以发现，澳大利亚对中国服务提供商所作出的限制并不是很多，开放力度较大。根据负面清单，澳方在专业服务、电信服务、分销服务、金融服务与运输服务方面仅做出了适当限制。例如，在电信服务领域，负面清单规定中国企业可以在澳大利亚设立独资电信公司，没有地域和业务范围限制，中资企业还可以入股澳大利亚电信公司(Telstra)，但所有外资持股比例最多不得超过35%。从电信服务来看，澳大利亚几乎放开了对中国企业的限制，开放程度较高。此外，澳大利亚对建筑、环境和旅游服务等部门基本没有限制，这意味着上述领域将向中国服务提供者完全开放，这使得中澳双方在服务贸易方面有了更多的合作机会。中国则通过“正面清单”的模式考虑了澳方在银行、证券、电信、法律、教育和建筑等部门的重点诉求，相较于澳方开放程度相对较小。在未来我国还应通过“负面清单”积极同澳方开展相关谈判，进一步开放我国服务贸易市场，促进双方服务贸易发展。 (四)以优化结构为重点促进中澳双边国际投资 为了推动和扩大中澳双边国际贸易，中澳两国政府必须重视和推动双边国际投资，尤其是制造业投资。中澳自贸协定进一步开放了中澳双方互相投资的领域，相应的投资门槛不断放宽，投资限制不断减少，为双方的投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中澳双方政府应该高度重视两国之间国际投资的失衡现象，以优化结构为重点促进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双边国际投资。首先，中国政府应该通过积极宣传投资政策，鼓励澳大利亚公司到中国投资，尤其是通过微观政策的激励以及地方优惠措施引导澳大利亚公司投资到中国的农业、环保等较为薄弱的领域。其次，中国政府应该通过融资、保险等优惠政策，鼓励中国公司投资到澳大利亚矿产、房地产等之外的产业，改变投资结构严重失衡的现象。同时，中澳双方政府要积极推进和监督中澳自贸协定中各自承诺的实施，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平等互利的交流机制，及时协调和解决双边投资中出现的争端，落实先行磋商制度、公共福利政策措施排除仲裁制度、建立仲裁员名单制度以及合并仲裁制度等四种国家争端解决制度的实施。最后，双方政府在中澳自贸区建设中，应不断提高中澳之间的投资自由化水平，彼此给予对方更具开放导向和透明度的投资环境，推动中澳双边投资规模的扩大与结构的优化。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贸易关系很特殊～他我们需要中国，中国需要我们 提到对华贸易，就会涉及多元化或单一化。很难深入探究该问题，因为澳内部的讨论正被辩论极端所主导。一些安全游说团体希望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捍卫”国家主权——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有关代价或不想计算，只是鼓吹实施远离中国的多样化贸易政策。亲华商界则表示应对中国人几乎言听计从，因为他们是我们最大的顾客。当考量澳中经济关系未来时，任何一种观点是否实用或有益？一些事情需要考虑。首先，就贸易和投资而言，我们总是在实现多样化。就如中国从巴西和澳运入铁矿石以实现进口来源多样化一样，(澳)企业和投资者也在这么做。其次，即使政府想，就真能告诉企业怎么做吗？例如，在有关中国二线城市的一档系列电视节目中，我曾采访南澳葡萄酒出口商碧璞·克劳福德，她专门为山东省青岛市开发一种葡萄酒品牌。她向青岛市场倾注大量时间和投资，并大获成功。(澳)政府怎么能告诉她放弃利润丰厚的合同并转向别处？她连城市都不愿换，遑论国家了。第三，若不选中国，还有什么替代选项？诚然，在食品和能源安全方面，韩日也很重要。东盟也是个大市场。印度崭露头角，还有欧洲、中东、非洲等地。即便如此，细察会发现，有7770家和6448家澳出口商向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出售商品。这令其他国家——例如向印尼出口的2550家、向印度出口的2176家——黯然失色。然后，是在华澳企多达3000家，相比之下在日澳企仅100家。这还尚未细究出口额、留学生与游客人数以及其他服务出口等。自惠特拉姆宣布当选(澳)总理就与中国建交，已过去近50年。既不亲华亦不排华的他认为，即便我们不认同中国的体制或北京的所有行动，世界也必须对华交往。此后澳中关系经历千回百转，尤其是随着中国已成为世界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一方、我们的关键贸易伙伴之一。鉴于中国对澳大利亚至关重要，这种状况仍将持续。同时，由于中国对能源安全、食品安全、高质量专业服务、优质教育等存在巨大需求，中国也需要澳大利亚。

盲目乐观！中澳双边贸易额达10480亿，澳媒认为中澳贸易不受影响

2020年下半年，澳大利亚的处境并不好受，在该国大麦、木材、煤炭、葡萄酒等多类商品遭到中国依法实施相关限制措施后，该国的这些商品就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市场又无法继续正常对华出口而面临严重的囤积问题，使得该国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澳大利亚经济收入主要依赖于该国的五大支柱产业，即自然资源、农产品和食品、国际教育、 旅游 和金融服务。暂且不论该国的自然资源，先从其他四个产业展开简单说明。 众所周知，去年澳大麦因为存在倾销和补贴问题，被中国征收了合计80.5%的“双反”关税，有效期长达5年，这令澳大麦出口商叫苦不迭。为此，澳政府向中国提出复审请求，但没有得到中方的应允，随后在该国的葡萄酒因为同样的倾销问题而遭到中国征收107.1%—212.1%保证金之际，澳政府终于是恼羞成怒，以澳大麦由将中国告上世界贸易组织（WTO）。 在这期间，澳木材因为被发现存在害虫而被中国叫停进口；与此同时，该国煤炭也因为质量不过关问题被中国实施的更加严格的检测措施拦在了“门”外。诸如此类，诉之不尽，除上述商品外，还有澳洲牛肉、龙虾等商品都因为自身问题而面临对华输出受制局面。这严重冲击了澳大利亚的农产品和食品产业。 而澳大利亚的教育业、 旅游 业及金融服务则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疫情影响而呈现不断萎缩。数据显示，2019年澳大利亚留学教育业收入达到370亿澳元，其中中国留学生为该国带去的收入达到123亿澳元。可以见得，中国留学生对当地留学教育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然而，在疫情之下，中国留学生赴澳留学人数出现骤减。仅2020年5月份，中国赴澳留学生的签证申请数就暴跌了88%。同样，当地 旅游 业也因此损失惨重，金融服务亦是如此。 从上述数据里就可以看出，如果澳大利亚不能恢复与中国的关系，或者是找到可以替代中国的新市场，那么未来该国经济将岌岌可危。但是，澳大利亚媒体却盲目沾沾自喜。据《澳华 财经 在线》1月8日报道，数据显示，2020年1月至11月，中澳双边贸易额达到2088亿澳元（约合10480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国对澳出口额达到763亿澳元，同比增长5%，而澳大利亚对华出口额达到1325亿澳元（约合6654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近2%。由于这份数据与2019年相比差距不大，因此有澳媒认为，无论澳大利亚再怎么“闹腾”，中澳贸易都不会受到影响。 然而，实际情况则是这份与往年差距不大的成绩其实是要归功于澳大利亚对华出口的铁矿石。上述提到，澳大利亚的自然资源是该国的重要支柱产业，其中正是包括了品质上佳的铁矿石。对于作为铁矿石消费大国的中国来说，进口澳大利亚铁矿石是相对必要的选择。尤其是在中国控制住疫情恢复国内相关产业后，对铁矿石的需求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这使得澳大利亚凭借铁矿石对华出口大赚一笔。此外，2020年下半年，铁矿石价格暴涨一事也给了澳大利亚持续赚得盆满钵满的机会。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中澳关系紧张的未来，澳大利亚依然可以凭借铁矿石出口保持贸易成绩。要知道，中国已经采取削减粗钢产量、开拓海外矿源等措施来减少对澳铁矿石的依赖，倘若澳大利亚还继续盲目乐观，那么势必会吃到更大苦头。

中国对进口澳大利亚的产品主要是

中国对进口澳大利亚的产品主要是铁矿石。根据查询相关公开信息显示，中国和澳大利亚双方贸易往来频繁，进口的产品主要包括以铁矿石、天然气为代表的大宗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