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定理案例（关于科斯定理）

关于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是产权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其核心内容是关于交易费用的论断。

科斯定理的基本含义是科斯在1960年《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表达的，而“科斯定理”这个术语是乔治·史提格勒(George Stigler)1966年首次使用的。

科斯定理较为通俗的解释是：“在交易费用为零和对产权充分界定并加以实施的条件下，外部性因素不会引起资源的不当配置。因为在此场合，当事人（外部性因素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将受一种市场里的驱使去就互惠互利的交易进行谈判，也就是说，是外部性因素内部化。”

也有人认为科斯定理是由两个定理组成的。科斯第一定理即为史提格勒的表述：如果市场交易成本为零，不管权利初始安排如何，市场机制会自动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

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现实世界，科斯第二定理可以表述为：一旦考虑到市场交易的成本，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以及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将会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

扩展资料

对科斯定理的这三种说明，对于市场发挥正常作用所需条件的要求程度是不同的。

根据“自由交换论”，如果法定权利是明确规定的，并且交换法定权利的合同能够强制履行，则法定权利的均衡分配就是有效率的。

当农民具有禁止妨害行为的权利，或当铁路部门具有不受惩罚地溅出火星的权利时，“自由交换论”的条件显然就得到满足了。因此，根据科斯定理的自由交换论，农民是否有权禁止铁路部门或铁路部门是否有不受惩罚而污染环境的权利，从效率角度来看是无关紧要的。

无论权利最初分配如何，农民和铁路部门都乐于继续权利交换，只要这种交易有利可图。正如普通商品一样，法定权利交易的好处只有等到每种权利由认为其价值最大的一方得到时才会丧失。

所以，如果农民有权免于火星之苦，而有权溅出火星对铁路部门比有权免于火星之苦的农民更加重要的话，那么，农民向铁路部门出售权利会使双方得益。

【笔记】社会成本问题—科斯定律

我们知道的社会成本的通常意义为：社会成本和个人成本之间有一定的分离，比如说扔垃圾，你要承担一定的成本，但是把垃圾扔到大街上，你自己的个人成本就小了，社会因此承担的成本就大了。但这周的社会成本问题却不是在这个层面上讨论的。

薛老师在正式开讲之前，问了几个问题：

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大多数人看来都是肯定的，因为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 一方伤害了另外一方，伤害者对被伤害者当然需要做出赔偿，同时我们要限制伤害者对被伤害者造成伤害。** 希腊有句名言：“行使你的权利，但应该以不伤害别人的权利为界”。

然而当大家都一致这么认为时，有个叫做 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 的经济学家却有不同意见。

举个例子，有两家相邻的酒店，左边的那家酒店，有一个很漂亮的游泳池；右边那家酒店，它刚好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盖一幢14层的副楼，要是这幢副楼盖起来的话，就会挡住东边过来的阳光。游泳池没有阳光，吸引的客人就会少，收入就会受到影响。于是，左边这家酒店跑到法院，去要求禁止右边的酒店盖副楼。从这个例子来说，左边那家有游泳池的酒店为自己辩护会说，右边的酒店你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修副楼，可是别修得那么高，把我要的阳光给挡住了。但是右边那家酒店也可以为自己辩护说，左边那家酒店，你要在游泳池旁边享受眼光，就好好享受，但是别妨碍我修自己的副楼。

可见“行使你的权利，但应该以不伤害别人的权利为界”这句话，不同立场的人可以做不同的辩护。

于是科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所有的伤害都是相互的。** 这些案例在我们看来是一方在伤害一方，但科斯认为这个角度不对，而应该看成是 双方在争夺一些稀缺的资源。

另一个例子，有两块相邻的地，左边的地种小麦，右边的地在养牛。这时候，那头牛如果冲过栅栏，跑到小麦地上吃小麦，从科斯的观点来看，这不是牛在伤害小麦，而是牛跟小麦在争夺同一块地，上文说的两家酒店争的也是享受阳光的权利，水泥厂和居民争的是空气等等。

这个**性的观点出来后，不用想就知道很多人会争先恐后地跑来批评，于是科斯为了能把自己的观点更明确地阐述出来，于1960年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可即便这样，也依然抵挡不住持续而来的批评声。

法律经济学者、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理查德爱泼斯坦（Richard Epstein）对所有的这些争论做了个总结，假设前面提到的所有案例：

比如牛跟小麦之争，头脑风暴一下，假设牛跟小麦都同时属于一个主人，这时候他一定会说，牛绝对不能吃小麦吗？不会。牛能不能吃小麦，取决于牛肉能卖多少钱，小麦能卖多少钱。如果小麦价格贵，那牛当然不能随便吃小麦；但是如果牛肉价格卖得足够高，那牛当然可以吃小麦，不仅吃小麦，我们还要给它听莫扎特的音乐，给它按摩呢。

再比方说，火车喷出火星烧着亚麻的案子，如果铁路公司、亚麻和农地都是同一个主人的话，他会怎么做？你要知道，要防止火车喷出来的火星烧着亚麻，有好多办法。如果你说铁路公司要负全责，那么铁路公司就得采取这样或者那样的措施，来防止它喷出的火星烧亚麻。比方说火车要改成动车，这可能吗？这是在1914年的案子，不可能吧；那可以在铁路沿线修筑起高墙，这样能防止火星喷出来，但这成本就非常高了；也可以让铁路改道，这样的成本也非常高了；也可以跟沿途所有的农夫达成协议，多买他们铁路边上十米的地，好让农夫不把亚麻堆放在靠铁路太近的地方，这样也能防止意外，但这样做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你能想象到，如果铁路跟农庄是同一个人所有的话，他当然会采取最便宜的办法来避免意外。其实这个案子当时判决的时候，就有过这么一个细节。

当时大部分的法官都认为铁路应该赔偿农夫，但是有一位著名的法官，他名字叫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这位法官就在判词旁边写了一个个人意见。他说：“虽然我们都认为铁路应该赔偿农夫，但是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铁路跟农夫的总收入总产出不能够达到最大的话，那么农夫可能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铁路和农地都归一个人所有的话，他当然会说，“我能不能把堆放亚麻的地点稍微挪远那么一点点，意外就能够避免了。”这是最便宜的办法，你不会买了一些鞭炮回家，说你非要放到炉子边，因为鞭炮是你的，这个家你做主。你会倒过来说，既然鞭炮是你的，炉子也是你的，那就把鞭炮放得稍微远一点。这个想法非常重要。正是基于这个想法，科斯的意思是说，铁路烧着了亚麻，但是责任可能在农夫。 因为农夫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比铁路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低得多，谁付出的成本更低，谁就应该担当更大的责任。如果这样来分摊责任的话，整个社会为了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总成本就会达到最小。

也就是换句话说，谁能够把资源用得更好，资源就应该落到谁手上。但这句话有没有条件？难道是个强盗逻辑？

举个例子，钻石最早是归谁的。钻石最早是归矿工的，因为是矿工把钻石给挖出来的，但你有没有见过，那些矿工满脖子都挂了钻石项链呢？没有。钻石都跑到哪去了？钻石不远万里跑到了白富美的脖子上，跑到了她们的手指尖上。谁用得好就归谁。

再比如说，淘宝网店数据归谁所有？有许多顾客在淘宝逛店，逛店就会留下逛店的电子痕迹，这数据归谁所有？你可以说这数据归顾客所有，因为店是他们逛的，数据是他们逛出来的；你也可以说数据归电商所有，顾客既然来到电商的店里逛，那么留下的电子足迹就应该归电商所有；淘宝平台也可以说归自己所有，因为这些数据是在淘宝的平台上产生的，存在其平台上，所以这些数据应该归其所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觉得这些数据应该归谁？根据科斯定律，我们可以预测，这些数据不管最开始是谁产生的，不管它存在哪里，最后谁能够把这些数据用好，他们就会不断折腾、不断争取，最后数据会落到他们手上。谁能够把这些数据用好呢？逛店的顾客用不上这些数据，电商也不太能够把这些数据用好，淘宝平台用好这些数据的可能性更大。最后，是那些做电商商品页设计的人，他们对这些数据特别敏感，这些数据对他们特别有用，他们就会努力去获取这些数据，从而把网页设计得更加得体。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做制度设计的话，就应该把制度设计成，尽量方便能够更好运用数据的人得到这些数据，尽量减少当中的阻碍。这样这些数据就能产生更大的效益。谁用得好就归谁。

薛兆丰的经济学课 20170327-20170331

科斯定理的著名典例

科斯提到的一个著名的历史例子可以说明这三种看法。火车烧柴和煤常常溅出火星，引燃农田。每一方都可采取防备措施以减少火灾的损失。要说明这点，农民可以停止在铁轨边种植和堆积农作物，而铁路部门可装置防火星设施或减少火车出车次数。初看上去，似乎是法律控制了各方采取防备措施的动力，因此，法律决定了火灾引起损失的次数。要知道，禁令是财产法中制止妨害行为发生的传统手段。如果农民有权指挥铁路部门，直到不溅火星才允许铁路通车，那么，火星就几乎不会引起什么火灾损失。反过来，如果铁路部门不受惩罚地营运，那么，就会引起大量的火灾损失。根据科斯定理，这些现象会把人引人歧途，因为虽然法律规定了权利的最初分配，而市场却决定着最终分配。须知，如果农民有权禁止铁路部门运营，那么，他们就可以出售这一权利。具体说就是，铁路部门支付一笔钱给农民，以换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一一不禁止铁路运营。反过来说，如果铁路部门有权不受惩罚地溅出火星，那么，它就可以出售这一权利。具体说就是，农民可以支付一笔钱给铁路部门，以换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减少火星的溅出。

科斯定理的实例分析

假定一个工厂周围有5户居民户，工厂的烟囱排放的烟尘因为使居民晒在户外的衣物受到污染而使每户损失75美元，5户居民总共损失375美元。解决此问题的办法有三种：一是在工厂的烟囱上安装一个防尘罩，费用为150美元；二是每户有一台除尘机，除尘机价格为50元，总费用是250美元；第三种是每户居民户有75美元的损失补偿。补偿方是工厂或者是居民户自身。假定5户居民户之间，以及居民户与工厂之间达到某种约定的成本为零，即交易成本为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律规定工厂享有排污权（这就是一种产权规定），那么，居民户会选择每户出资30美元去共同购买一个防尘罩安装在工厂的烟囱上，因为相对于每户拿出50元钱买除尘机，或者自认了75美元的损失来说，这是一种最经济的办法。如果法律规定居民户享有清洁权（这也是一种产权规定），那么，工厂也会选择出资150美元购买一个防尘罩安装在工厂的烟囱上，因为相对于出资250美元给每户居民户配备一个除尘机，或者拿出375美元给每户居民户赔偿75美元的损失，购买防尘罩也是最经济的办法。因此，在交易成本为零时，无论法律是规定工厂享有排污权，还是相反的规定即居民户享有清洁权，最后解决烟尘污染衣物导致375美元损失的成本都是最低的，即150美元，这样的解决办法效率最高。通过以上例子就说明，在交易成本为零时，无论产权如何规定，资源配置的效率总能达到最优。这就是“科斯定理”。从“科斯定理”本身也许你看不出中国经济学家成天鼓噪的“产权”有多重要，相反，在“科斯定理”中你甚至看出，在交易成本为零时，产权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它根本不影响效率。如果你有这种感觉，你就对了。因为***也这么说：交易成本为零时，产权界定根本就不必要。但是，你要知道，在现实世界中，从来都存在交易成本。所谓交易成本为零，是一个假设出的静态的理想化世界。而一旦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现实世界，产权界定就变得极其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效率高低。还是上述的例子。现在假定5户居民户要达到集体购买防尘罩的契约，需要125美元的交易成本，暂不考虑其他交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律规定工厂享有排染权，那么居民户会选择每户自掏50美元为自己的家庭购买除尘机，不再会选择共同出资150美元购买防尘罩了。因为集体购买防尘罩还需要125美元的交易成本，意味着每户要分担55美元(买防尘罩30美元加交易成本25美元)，高于50美元。如果法律规定居民户享有清洁权，那么，工厂仍会选择出资150美元给烟囱安排一个防尘罩。由此可看出，在存在125美元的居民户之间交易成本的前提下，权利如何界定直接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如果界定工厂享有排污权，消除外部性的总成本为250美元（即每户居民选择自买除尘机）；而如果界定居民户享有清洁权，消除外部性的总成本仅为150美元。在这个例子中，法律规定居民户享有清洁权，资源配置的效率高于法律规定工厂享有排污权。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现实世界中，产权如何界定的重要性通过上述例子就清楚了。产权界定的功能是节约交易成本。在上述例子中，产权规定居民户享有清洁权，就可以节省下125美元的交易成本。当然，你可以将上述例子做各种变通。比如，你假定那是一个国有工厂，因为官僚与腐败十分严重，买一个150美元的防尘罩，需要到各种政府衙门盖一百个以上的图章，交易成本极其昂贵，远高于居民户之间达成买防尘罩合约所需要的125美元的交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产权规定工厂享有排污权，相比较产权规定居民户享有清洁权，更能节省交易成本，因而也更有助于提高效率。产权规定越清楚，节省的交易成本可能会越多。比如，一个残疾人考上了大学但大学却以其身体有**为理由不录取他，如果法律本身没有作出相关规定，“产权不清楚”，那么，这个残疾人为了能上大学也许就要与这所大学陷入无休止的扯皮之中，但现在法律有规定，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这个青年就可以凭此“说法”与高校“谈判”；如果法律有更清楚的规定“只要是生活能够自理，任何高校都不得拒收已符合其他录取条件的残疾人”，这个青年就根本无须与大学扯皮。所以，产权规定得越清楚，扯皮的必要性就越小，交易成本也就越低。需要注意的是，产权清晰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不是有利于交易的双方。 所有的产权清晰过程，都是权利再分配的过程，因此，必定是有利于某些人、某些利益集团，而不利于某些人、某些利益集团。由于主流经济学家强大的话语霸权，已经在经济学界以及整个知识界造就了一种“产权崇拜”：大家不去具体分析产权改革有利于谁、不利于谁，而是一听到“产权改革”，就莫名其妙地跟着叫起好来。而实际上，在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如此之快、既得利益集团如此强大、社会底层如此弱势的时候，包括“产权改革”在内的任何一项具体改革都不会是利益均沾，而是有人得利，有人失利；有人多得，有人少得。在此形势下，经济学家以及整个知识界如何选择的确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