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和中国的真实关系（中国波兰经济关系）

中国波兰经济关系

波兰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剧变”中的带头羊，也是剧变后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一个国家，同时，也是剧变后政局最为“波动”的一国。1989—1999年十年间波兰先后换了8届政府，街头游行与罢工犹如家常便饭。许多转轨国家只是在剧变前后公众政治热情高涨，以后不久便冷了下来。而波兰的“民主游戏”一直很热闹，同时却并未影响经济的快速复苏与增长。比所谓“休克疗法”更体现了“波兰特色”。因此，在转轨国家中，波兰堪称为“民主私有化”、“工会统治下走向****”的典型。如果说捷克私有化初期模式的特点是“全民持股”，匈牙利是外资持股，俄罗斯及若干独联体国家是官僚－寡头主导的内部人持股的话，那么波兰的特色就是“工人民主”色彩浓厚的内部人持股，或者说是典型的雇员股份制。但是，正如捷克、匈牙利、俄罗斯后来都有变化一样，波兰的体制因其内在的矛盾与悖论性也经历了不断的调整。总的说来，经历十余年的过渡之后，这些模式之间的差异正在缩小，显示出“殊途同归”的态势。 然而，“同归”并不能抹杀“殊途”的意义。1993年，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四国在维谢格拉德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从而形成了“维谢格拉德集团”。这四国地理位置相近，在二战后斯大林体制中形成“东欧”这一地缘政治概念前，传统上它们都属于“中欧”国家，与东正教斯拉夫的东欧诸国及文化传统复杂的东南欧巴尔干诸国存在文化－历史差异。现实中，这几个国家又是转轨诸国中民主宪政最为健全、经济发展也最为迅速的一批，号称“第一方阵”国家。于是，如今人们又倾向于忽略这四国之间的差异，把这几个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归纳为“维谢格拉德模式”国家。波兰则是维谢格拉德诸国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国。 波兰经济转轨的初始条件 波兰国土面积31.27万平方公里，人口（1996年底）3864万，国民总产值946.13亿美元，均居前苏联以外的中东欧转轨国家之首，在整个前东欧“阵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剧变前，波兰经济发展在前东欧地区属于中上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不相上下，而高于包括前苏联在内的其余“阵营”国家。 在政治上，波兰在东欧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它是前苏联的西邻，历来被后者视为它面向欧洲的屏障，对苏联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另一方面，波兰作为中世纪的中欧大国，长期与俄罗斯处于敌对状态。17世纪初期以前，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对俄处于攻势，曾经进军莫斯科并扶植傀儡政权。彼得大帝以后，俄转强而波势衰，俄国转而西侵，在一百多年里与日耳曼列强连续四次瓜分波兰，发生了“卡廷**”等历史事件，使波俄两国人民间形成长达数百年的民族仇恨。在整个剧变前时代，多数波兰人一直认为前体制是苏联人强加于他们的，甚至在波兰左派和正统共产党人中这种观念也根深蒂固。原波共政治局委员A. 兰普曾在原波兰战前旧政府中坐牢10年，后来被前苏联收留并于1943年在前苏联逝世。作为斯大林清洗波共政治局委员后的唯一幸存者，其应当说是亲苏的了。但他却留有著名的“兰普临终遗言”：“如果靠苏联红军的刺刀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事业在波兰将被推迟几代人的时间。” 正是由于苏（俄）波关系的特殊敏感性，前苏联对波兰有较为宽容的一面。如，1956年东欧变革之风虽起于波兰，匈牙利人只是表示了对波兰人的声援，但前苏联军队坚决镇压匈牙利，而对波兰却采取了妥协政策，允许1956年上台的波兰领导人在一定范围内走自己的路。在事关阵营基本利益的问题上，前苏联对波兰的控制又十分强硬，为此不断与波兰人发生冲突。8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政权甚至一度考虑出兵占领波兰。当时的波兰政府赶紧主动实行军管，镇压反对派，才使前苏联住了手。波兰政府因此留下为虎作伥的骂名，成为它后来在“苏东剧变”中首先倒台的原因。在剧变前的40多年历史中，波兰形成五年一小事，十年一大变的周期性动荡局面，最终成为导致阵营解体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1989年的圆桌会议协议及其后的“半自由”大选产生了“团结工会政府”。1990年1月1日，波兰第一届**政府开始实行所谓的“巴尔采罗维奇纲领”，在东欧率先进行以根本变革制度为目标的系统性的经济转轨工作。 作为转轨起点的前波兰有如下特点： 1. 经济水平虽属中上，但产业结构较落后。波兰虽然早已完成工业化，但直至20世纪80年代，仍有近30%左右的劳动力务农，农业中有役畜（马）100万匹，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波兰农业的优势主要是“进口饲料出口肉”的畜牧业。第二产业中，采矿－冶金业所占比重很大，是传统重工业时代波兰的骄傲。但在“后工业”、“信息化”和新技术革命时代，它却成了“夕阳产业”的代表。夕阳产业比重大是波兰转轨中面临的一大难题。著名的西里西亚工业区是与德国的鲁尔、英国的中英格兰—南威尔士齐名的欧洲三大矿冶工业与重工业城市密集带，也是东欧最大的采矿－冶金综合型传统重化工业区。波兰是世界第四大产煤国，与煤有关的冶金、电力、化工、矿冶机械等产业具有突出的地位。而这些产业均为大型国有托拉斯，集中程度高，转轨困难，再加上市场有限、污染严重、高新技术含量低，属于“夕阳产业”。因此，波兰除体制转轨外，还面临着严重的技术改造与产业重组等结构性问题。 2. 在东欧国家中，波兰与捷克属于“前共产党时代”就具有民主传统与左派传统的国家。与捷克不同的是，波兰在中世纪就实行“贵族民主”性质的自由选王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复国以来，波兰一直实行共和制，除了19世纪亡国期间受俄德奥三个宗主国王朝的专制统治外，自由民主的历史传统比捷克更悠久。在文化传统上，法国对波兰的影响甚至大于俄德奥三个宗主国，无论宗教还是民主理念，波兰均类似法国，二战前一直有“斯拉夫人的法兰西”之称。 在两次大战期间，捷克的民主宪政发达，而波兰却出现了相当专制的“萨纳奇政体”。两国的“左派传统”也很不相同：波兰社会党是萨纳奇体制的建立者，而捷克社会民主派一直奉行民主宪政。不过，虽然萨纳奇政体在“自由传统”悠久的波兰人看来已是很专制的，在更大范围看其实还算温和。当时流亡的波兰共产党人受到斯大林“大肃反”的镇压，全体政治局委员几乎都在前苏联死于非命，只有在波兰国内萨纳奇体制下坐牢的兰普一人活了下来。事实上，剧变前的波兰旧体制也比其它东欧国家温和，斯大林去世前波党虽也搞内部清洗，但没有像其它东欧国家那样大批杀人。斯大林去世后东欧出现“非斯大林化”。这一潮流在匈牙利、捷克、东德都被镇压，只有波兰的哥穆尔卡成功了，并开始了“波兰特色的社会主义”。 换言之，波兰历史上实行民主的时间更长，即便是非民主时期的专制，也较为温和。在转轨中这样的传统使“经济民主”比其它转轨国家更为活跃。不仅在公共资产处理过程即“私有化”过程中，公众参与程度高，而且在已经私有化的企业中，工会、雇员持股、社会保障责任等“欧洲式的”社会民主色彩也相当浓郁。这自然给转轨过程带来许多特色。 3. 由于前述原因，剧变前前苏联允许波兰的经济政策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波兰是东欧最早开始实践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两国（另一国是南斯拉夫）之一。波兰的经济学界一直是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大本营。二战前，波兰左派思想界就在世界上首先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设想。当时旅美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卡列茨基等都以此成名，并在20世纪20－30年代西方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卓有建树。战后社会主义时期，兰格等人回国，又培养了W？布鲁斯等一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学家，主张实行模拟市场、有限计划等经济改革政策。虽然在斯大林模式下这种“离经叛道”的理论时而受到压制，但自哥穆尔卡的“波兰特色社会主义”搞起来后，总的来说，仍是东欧国家（南斯拉夫除外）中对“市场社会主义”宽容度最大的。80年代体制内改革气候形成后，“市场社会主义”更逐渐成为波兰剧变前经济思想的主流，并对波兰经济产生实际的影响。 在这种条件下，波兰在1956年后就中止了集体化以后一直没有再搞公有制农业，与南斯拉夫并列成为仅有的两个保留了“小农”（家庭农场）制度的东欧国家。波兰的工业经济也很早就在奥斯卡？兰格、卡列茨基和布鲁斯等人倡导下进行放权让利的试验。波兰经济的外向程度也相当高，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盖莱克统治时代，波兰实行大举借债、大进（口）大出（口），追求高速度、高积累、高福利的路线，使整个经济体系不仅参与“社会主义国际分工”，而且与西方经济的联系也相当密切。 但是，波兰体制内“市场社会主义”的效果并不好。由于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又因波兰经济的高重化工结构而显得特别严重，也由于前苏联的干预和国内政治的不稳定，波兰体制内经济改革并未取得过像南斯拉夫、匈牙利那种一定历史时期内显现的所谓“奇迹”。剧变前的波兰经济处于市场秩序与计划秩序都较为松弛与紊乱的状态。其中，计划秩序的相对松弛对于后来的转轨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是体制内市场化改革的不成功，又给后来的市场化转轨留下了阴影。 4. 剧变前的波兰经济虽然长期不景气，但为了求得稳定，尤其为了在外来“强加”的体制下增加其统治合法性，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却相对较高，特别是在农业领域。一方面，剧变前的波兰实行家庭农场制度，农业受到旧体制的束缚较实行集体化的其它东欧国家为轻；另一方面，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和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允许，政府在70年代就为农民建立了发达的社会保障。1972年全国农民实行公费医疗，1978年全国农民实行退休制，同时还建立了国家财政支持的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系统（即所谓“农业圈”制度）。为了争夺对农民的影响力，教会方面也与政府展开“支农竞争”。1983年教会建立了20亿美元的农民援助基金，向农民提供各种生产、生活保障。 一般而言，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是一个两种意义上的“自由化”过程，即一方面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而取得自由，另一方面也失去了旧体制提供的保护，而“遭受”自由。前者是机会，后者是代价。对于束缚功能强大，而保护功能弱小的体制而言，摆脱它的过程是一个纯粹获益，而很少支付代价的过程（我国的农村改革即为典型）。而在束缚功能与保护功能同样强大的体制中，摆脱束缚得到的发展机会和失去保护而付出的代价———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同样明显，如多数东欧国家的工业体制改革。而在那些束缚少保护多的体制中，脱离它的过程则少有摆脱束缚之利，失去保护的代价却很明显。波兰农民正处于这种状态。在这一点上，波兰农民与中国农民对改革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国的农民是推动中国改革、创造“中国奇迹”的主力军，而波兰农民在转轨过程中则表现得比城里人更保守。波兰恰恰又是农民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农民人口占总人数的1/4左右，而且组织程度高。剧变时，波兰农民党脱离旧体制下的统一战线与团结工会结盟，加速了政治剧变的过程。但在此后的经济转轨中，农民党却成了最为“保守”的力量。它不仅转而与左派结盟，反对实行激进改革的**政府，甚至比左派（“前共产党人”组成的社会民主党）在经济问题上更为“守旧”，特别倾向于经济保护主义。 5. 波兰剧变的主力是独立工会运动。团结工会所代表的产业工人组织程度高，作为工会运动又天然具有强大的工联主义倾向。剧变前，工会自治是颠覆旧体制的主要力量，但到了经济转轨时期，工会力量的强大却使得转轨中的博弈过程变得极为复杂。“工会吓跑投资者”是波兰转型期的突出现象。波兰许多大企业的私有化方案往往反复多次，都不为工会所接受，使产权改革过程极为艰难。剧变后的五届**政府在理论上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由于其政治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工会的支持，至少是认可，因而活动能力有限。由于工会势力的强大，波兰在企业产权改革中不能不顾及企业内部职工的利益，捷克式的“全民分配”与匈牙利式的“面向外资的大拍卖”均难以实现。可以说，在“工会掌权”的条件下走向培育“资产阶级”的市场经济，是波兰转轨的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一系列的“转轨悖论”在波兰表现得特别突出的根本原因 巴尔采罗维奇纲领及其效果 1990年1月1日，波兰开始全面实施以财政部长巴尔采罗维奇命名的一揽子激进改革纲领。在此后的四年间，波兰政局动荡，**政府四次更迭，但巴尔采罗维奇在四届政府中连任财政部长或其它经济主管职务，对这一时期的经济转轨负有责任。当然波兰此时采取激进转轨战略也并不是哪一个人个性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经济形势和社会情绪有关。 1988—1989年间，波兰经济已经发生紊乱，商品极度匮乏，通货膨胀剧烈，国内总产值下降，外债高达490亿美元，私人消费分别下降15.3%和9%，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下降10.6%和4.4%.在放开物价之后，1990年的物价猛烈上涨585.8%，第二年回落为70.3%，波兰经济处于“休克”状态。 波兰的这种“休克疗法”无论近期还是远期效果都具有多面性，而且充满了祸福相依的戏剧性场景，出乎意料的乐观与始料不及的悲观交替出现，殊堪玩味。 首先出乎意料，便是“休克”不久便出现的迅速而短暂的“舒适”，然而“舒适”不久，便陷入一个相当长的“虚脱”状态。前者为“休克”的反对者始料不及，后者却给“休克”的赞成者泼了一瓢冷水。 1990年新年伊始，巴尔采罗维奇“稳定纲领”出台，社会虽然经过一阵“阵痛”，但几乎是从“纲领”实行的那一刻起就感到了“疗效”：通货膨胀率逐月大幅度下降，从上一年的月平均167%很快下降到当年8月的不足2%，以至报刊上开始欢呼通货膨胀这个恶魔已被“一举消灭”。的确，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那么“休克疗法”要达到的头号目的就可以说达到了。 与此同时，经济平衡的其它指标也迅速改善。企业产量虽降但效益上升，财政状况大为好转。国家财政从1989年高达政府支出近1/5的巨额赤字，一变而为“休克”后半年内盈余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另一方面，尽管经济总量缩减，出口却大为增长。尤其是，可换取硬通货的出口在“休克”后头一年里骤增至35%.在进口消费品充斥市场的情况下，外贸收支居然从上年的逆差一变而为创纪录的40亿美元顺差。外汇储备也从几乎枯竭变为有了可观的40亿美元。与此同时，信誉扫地的兹罗提一下坚挺起来，成了东欧有史以来第一种“百分之百自由兑换”货币，外汇黑市自动消失，百姓从抢购美元一变而为抛售美元换取兹罗提。仅头7个月内，社会上的25亿美元游资回归国库。商品短缺、排队与票证完全消失，自战后以来波兰首次出现了买方市场……凡此种种，都引起了一阵阵欢呼，似乎“休克”时期很快就要过去了。 然而这种“舒适”倏忽而逝。当年秋季，宏观经济开始再度失衡。通货膨胀从9月起又趋上升，使全年平均月通胀率又达到两位数；国家财政再度告急，1990年上半年的盈余到年底便基本耗尽，1991年又出现了31万亿兹罗提的赤字，到1992年更升为69.3万亿兹罗提；外贸也从1990年的顺差40亿美元恶化为1991年的逆差13亿美元；兹罗提汇价在稳定了一年半后又不断贬值；人们又开始抛售兹罗提……然而，在短暂“舒适”时作为代价付出的生产下降、失业增加等等，并没有逆变回去的迹象。波兰的舆论又充满了沮丧的气氛，直到1992年下半年才见好转。 类似情况并非波兰特有，在中东欧其它几个实行紧缩的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发生。在俄罗斯，1992年1月盖达尔方案实施后，一度出现了物价“一步到位”后稳定下来的趋势。2月间，甚至在全俄1/3的地区出现价格“缓慢下降”的局面，同时国家财政在几个月内实现了无赤字预算，而剧烈贬值中的卢布也一度坚挺起来，甚至在2—3月间大幅度升值，从230卢布兑换1美元最高曾升到70卢布~85卢布就可兑换1美元，舆论称之为俄罗斯经济生活中“最出乎人们意料的重大事件”。一时，似乎俄国经济从“休克”中苏醒有望了。然而好景不长，到下半年情况急剧恶化，物价再度暴涨，通货膨胀率扶摇直上，到1993年1月终于达到月率50%以上的“恶性”程度。卢布汇率也从1992年6月下旬起再度下跌，而且呈加速趋势。 前南斯拉夫的“马尔科维奇方案”的命运也很典型。1990年初这个“休克”方案实施后不久就被一些人称为“奇迹”：三个月之内原先高达四位数年率的恶性通货膨胀就几乎被完全消除。第纳尔一度在国内可以自由兑换，而且汇率稳定。公民与企业的外汇资金流入国库，出口增加，国家财政与外贸收支改善，外债也一度下降。但是，不久情况便再度逆转，加上国内政治危机，终于使该方案在实施半年之后便难以为继。南斯拉夫联邦也在“马尔科维奇方案”失败的同时分崩离析了。 保加利亚1991年2月起开始“休克”，4—6月通货膨胀率开始降低，1992年通胀率由上年的450%下降到80%.外汇储备由0.5亿美元增至12亿美元，列弗的汇价也趋稳定。但是国家财政未能改善，1992年赤字比上年更高，1993年通货膨胀再度回升。 “休克疗法”在稳定（不是发展，也不是改造）经济方面几乎产生了立竿见影的“疗效”，体现了经济逻辑的力量。但是这些“疗效”的不能持久表明，只有“休克”是不够的。事实表明，除了消灭短缺之外，“休克疗法”的其它疗效都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逆转，而如果长期仅以紧缩造成的需求萎缩（按东欧流行的术语叫“需求屏障”）为基础，“短缺的消灭”本身也会逐渐成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病症———这就是我们深知其味的“疲软”症。 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如上所述，从操作意义上说“休克疗法”本身无所谓姓“资”姓“社”。它只是以严厉的紧缩来纠正经济中的破坏性失衡，以求稳定经济。由于它是针对以前造成失衡的逻辑原因对症下药的，因此它的“疗效”具有逻辑保证（就是说，只要实行，必有疗效。当然，如果只是想要实行而却不能落实，或遇到副作用便浅尝辄止，那就不能保证疗效了）。但同样具有逻辑的是，“休克疗法”可以创造平衡（就是说它可以一次性的纠正失衡），却不能维持平衡。要把平衡维持下去，就得有“手”———或者是“看得见的手”（行政性的计划机制），或者是“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如果两“手”皆无，平衡即使建立起来也难维持。俄罗斯、中东欧各国的上述疗效逆转现象———有人称之为“第二度阵痛”，虽然各有其具体原因（波兰1991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与经互会解体这一外部因素有关，而俄罗斯经济失衡加剧则部分地应归因于“休克”措施未完全落实），但从根本上说，共同原因就在于“休克疗法”作为一种紧缩政策只能稳定经济而不能改造经济，因此它本身不能维持平衡。从这点上来说，东欧既不同于80年代的拉美诸国，也不同于1990年前后的中国。前者原有市场机制，“休克”创造的平衡可以用“看不见的手”维持之；后者原有计划机制，“休克”（中国称之为“紧缩”）创造的平衡可以用“看得见的手”维持之，而东欧就有点“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味道了。 更有甚者，“稳定”与“改造”、放开物价与私有化，虽然从长远来说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但在短期内，某些“稳定”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实行的次序却对“改造”不利。例如有人指出，波兰团结工会政府本应一上台就紧缩银根，不要等到数月之后“稳定纲领”出台时才与物价改革一起上。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结果在新政府上台后企业仍然得到大笔低利贷款，并以低于市场的官价购入大量进口原材料及半成品，致使1989年（“休克”前一年）国营企业在生产下降2.5%的同时，原材料及半成品库存却猛增20.9%.“休克”开始后，这些低价投入转化为价格开放后的高价产出品，使国营企业在“休克”之初利润率猛增，尽管销售额与生产力利用率均下降，“效益”却大为提高。这种虚假的“效益”使企业感受不到压力，没有利用“舒适”期赶快改革，结果加大了改造的代价，使“二度阵痛”时间拖长，烈度增加。 然而弱小的“非国营”部门却因资金薄弱又不能享受官价，没有这种囤积居奇的能力，在紧缩时期直接受到高利率、高税收与市场疲软的压力，处境困难。尤其是个体农民，在“外援”食品涌入和国内需求疲软的双重影响下叫苦不迭，以至于在1991年发生了呼吁外援的示威。 总之，从理论上说，宏观紧缩对所有经济成分都构成同样的压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至少在初期，非国有经济受到的压力往往比国有经济更大。于是我们又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在“非共产党政府”上台后的波兰，国有企业反而“舒适”起来，而私营者却在苦苦挣扎！这种状况的近期影响自然是私有化受阻，而中期影响则是私营经济在压力下增强了适应性，国营企业则在“舒适”中得过且过，以至到“二度阵痛”来临时措手不及，跌入剧烈衰退的深渊。中短期影响的综合结果，便是拉开了从紧缩到私有化的时间差，使“逆序演变”更为典型。 总而言之，由于种种原因，原先设想为稳定与改造并行的东欧经济变革，在实行中大都变成了先稳定、后改造的两步模式。 波兰式的私有化 在通货财政双紧缩、价格全面放开的同时，波兰政府开始实行雄心勃勃的私有化计划。但是，价格可以即时放开，紧缩可以实行，私有化却不是说“化”就能化得了的。巴尔采罗维奇纲领中的私有化计划实际上一直到8年以后，即第二次右派政府执政时期才接近达到。波兰私有化进程缓慢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首先，波兰剧变产生于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当时恰恰是冲着前体制下的腐败和化公为私而来的。在波兰最后两届统一工人党政府时期，当局为了遏制工会势力，全面强化经理权力，试图在此基础上把企业推向市场，结果导致许多经理弄权自肥，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出现所谓“自发私有化”的势头。新政府上台后，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冻结并清查这种“自发私有化”。这种清算方式自然也推后了其它私有化程序的实施。正如有些国外学者所指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第一届波兰非共产党政府执政期间，国营企业私有化进程不是加快了，而是放慢了，关键的一点是，新出现的（工会）政治家在政治上以及道德上都不能接受‘自发’私有化和经理拥有企业处置权，这种现象必须停止。”自发私有化即被遏制，而合法私有化则涉及非常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在民主制下，它势必要在社会上和议会内发生反复的讨价还价，才能形成立法框架。 在剧变之初，波兰政府就拟定了中东欧最早的全民以证券方式平分部分国有资产的“大众私有化”计划。但是，这种方案与波兰工会运动“职工是工厂主人”的观念相悖，在团结工会议员占多数的议会中，这个法案始终未能通过。第二届**政府即别莱茨基政府时期该法案被议会正式否决。有趣的是，到团结工会政府下台左派“重新”上台后，类似的法案才在民主左派党政府主持下通过。但那时已是剧变五年之后，私有化大势已成，通过分配投资券建立“平等起点”的捷克式功能已经无从发挥了。 其次，即使私有化的立法框架获得通过，在其具体实施的每一个案例中也必须与利益有关各方及其工会进行反复磋商。原克拉科夫地区的列宁冶金联合企业，剧变后改名叫森吉米拉冶金股份公司。它的第一个私有化方案是原国家工业主管部与一家加拿大公司谈判拟定的，当时即被该企业的三大工会所拒绝。后来由政府主管部门、三大工会代表、企业技术管理部门与外国专家四方组成的委员会经过反复协商，才于1994年通过私有化方案，1996年才完成其第一阶段的转制程序。此时距波兰剧变已经七年。森吉米拉案例一直被认为是波兰大企业协商私有化进展顺利的典型。在其它案例中，连续四五个私有化方案都被工会拒绝而流产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团结工会的发源地、瓦文萨原来工作过的格旦斯克造船厂。该厂连续五个私有化方案均未获工会通过。最后因拖延转制，企业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到了团结工会下台左派政府重新上台后，终因资不抵债而被破产清理。 全民平分国有资产既未通过，在私人资本十分弱小的情况下，也不可能通过购买方式置换国有产权。波兰人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波兰企业中强大的工会力量又使外资望而却步。这样，波兰的私有化就只能依赖于下列几种形式： 1. 小私有化。对小店铺、小企业进行拍卖。由于其资本量小容易购买，这项工作在**政府时期即已顺利完成，使波兰出现了私营小企业与个体工商户活跃的局面。但这种小规模的私有化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有限。 2.“靓女先嫁型”私有化。在那些赢利状况好的优质资产中，内部职工本身就有较强的私有化动机，外部的购买者也愿意为此出资。在波兰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私有化通常以所谓民主的内部人私有化方式进行，即由企业内部职工以平等持股的方式

波兰人对中国人友好吗

波兰人对中国人算是比较友好的东欧国家之一，在东欧国家，大多数人都会对中国人比较友好，也没有很强烈的歧视

波兰是最早和中国建交吗

波兰不是最早和中国建交的国家。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国家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时间是1949年10月02日，而波兰是1949年10月07日。

1949年10月2日，中苏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是第一个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1950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朝鲜战争期间，苏方向中国提供了军事援助，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

1949年10月5日波兰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7日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0年代，中波关系处于全面发展时期。两国相互支持、密切合作。

高层互访频繁，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先后访问波兰。波兰领导人贝鲁特、奥哈布、西伦凯维兹等也先后访问中国。中国支持波兰中欧无核区倡议。波兰支持中国抗美援朝、争取国家统一及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

扩展资料：

中国外交政策原则：

1、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

中国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切身利益都决定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和首要目标。

2、独立自主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赋予独立自主以新的内容，实行真正不结盟政策，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支持任何一方反对另一方，从而更好地维护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在冷战后的新时期，中国与一些世界大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这只是协作友好关系，不是结盟关系。

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处理同一切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内容是相互联系的，其核心和主要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4、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

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互相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

地理位置上，距离中国遥远的波兰，当地人为什么长的那么像中国人

一、中国人的后代

我觉得应该是波兰人实际是中国人的后代，因为中国在以前打仗的时候有很多人东北人顺着俄罗斯就会逃到波兰，这样的话他们在那边会定居，然后和波兰人结合生下混血儿之后，实际上他们其中的基因是有中国基因的，所以说距离中国遥远的波兰和中国人长得确实特别像的就是这个原因。

二、移民

还有就是在清朝的时候，有一批富商就移民到了国外，因为当时是慈禧太后统治的清朝，当时的清朝也是比较腐败的，他们为了生存，选择去中国最远的地方波兰生存，那么在那个地方生根发芽，波兰本来就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所以说很多波兰的女性和中国男性结婚之后生下的小孩就会特别像中国人。

三、基因问题

波兰国家比较小，所以说他有一部分人是中国的华裔人士，所以说他们的基因是有中国人的基因的，所以长相上也会和中国人相似，尤其是父亲，如果是中国人的话，那么他们的长相肯定是和中国人更加相像一点，这样代代相传，那么和中国人相似的程度就会越来越高。实际上他们也是中国人，只不过是在波兰生活而已。

通过上面我们就知道了，波兰人为什么像中国人实际这个也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在古代的历史上也是有记载的，所以说大家可以通过这篇文章去了解一下关于这方面的那种。

波兰相关知识

概述 波兰，一个位于东欧平原的国家，也是一个西斯拉夫人国家，她的历史是一部史诗般的历史，其中包括无数的光荣、骄傲和血泪。 早在6世纪～10世纪中叶，西斯拉夫的原始公社就开始逐步解体，封建土地所有制产生。10世纪中叶，以格涅兹诺为中心的波兰部落逐渐统一了其它部落。皮亚斯特王朝（Piastów）的大公梅什科一世（Mieszko I，约960年～992年在位）建立了早期封建国家。公元996年，波兰接受**教。1025年，（勇敢者）博莱斯瓦夫一世（Boleslaw I Chrobry，992年～1025年在位）加冕为波兰国王，波兰成为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 历史分期 封建国家的建立和统一时期（10－15世纪中叶） 12世纪中叶，博莱斯瓦夫三世（Boleslaus I，1102～1138在位）死后，由于王公、贵族和教会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全国分裂为几个公国，波兰进入封建割据时期，达200年之久。瓦迪斯瓦夫一世（Ladislaus I，1314～1333在位）统一大波兰、小波兰、库雅维，于1320年在克拉科夫加冕为波兰国王。卡西米尔三世大帝（Kazimierz III Wielki，1333年～1370年在位）又统一了马佐夫舍。但是，西波莫瑞和东波莫瑞还分别为勃兰登堡和条顿骑士团占领。西里西亚则被波希米亚王室占领。为抵抗条顿骑士团的侵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实行了王朝联合（1385），立陶宛大公瓦迪斯瓦夫二世·亚盖洛（Jagiellon）为波兰国王。1410年，波兰－立陶宛联军在格伦瓦尔德战役中，给了条顿骑士团以毁灭性打击。1466年，收复了东波莫瑞。 第一共和国时期（15世纪中叶－1795） 以格但斯克为中心的东波莫瑞的收复，刺激了波兰粮食的出口，贵族庄园纷纷建立劳役制庄园，从事商品粮食的生产。城镇出现手工工场。1505年，议会通过宪法，规定未经议会同意，国王无权颁布法律。从而削弱了王权，招致外来势力干预，面对莫斯科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议会在卢布林通过了成立统一的波兰共和国的决议，首都从克拉科夫迁到华沙。波兰共和国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农奴制国家，面积达31万平方公里，17世纪后半期，波兰的农奴制进入了危机阶段，1648年赫梅利尼茨基（Богд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Хмельницкий），领导的哥萨克在乌克兰举行民族起义。统治阶级内部也分崩离析，1652年大贵族迫使议会通过自由否决权，1654年沙俄对波兰宣战，兼并了第聂伯河以东的乌克兰。北方战争初期、波兰被迫追随俄国参战。1655年波兰－瑞典战争爆发，波兰丢失部分领土。1733～1735年俄、奥与法、西、撒丁为争夺波兰进行了战争，严重破坏了波兰主权和国家经济。 波兰第一共和国的政治制度非常特别，在当时也是相当先进的，称为“贵族民主制”。这种制度有两根支柱，一个叫自由选王制，国王由贵族选举，凡不是贵族就没有民主权力；一个叫自由否决权，只要有一个议员反对，这项议案就不能通过。而真正的民主是基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这种贵族民主造成了波兰极端的民主和无政府状态。这也导致了在有争议的议题上往往议而不决，从而导致国家意志得不到体现，这也是波兰最后衰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18世纪后半期，波兰生产关系中出现了****萌芽，在西欧启蒙运动影响下，中小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发起爱国革新运动，但受到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Алексеевна）武装干涉。1772年，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波兰进行了第一次瓜分。波兰人民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把革新运动推向**。1791年5月3日，波兰四年议会通过了《五三宪法》（K***tytucja 3 Maja），取消自由否决权，这也是欧洲最早的宪法。叶卡捷琳娜二世再次对波兰进行武装干涉。1793年，俄普两国对波兰进行了第二次瓜分。1794年，波兰人民在民族英雄科希丘什科领导下举行起义，后被俄国镇压下去。1795年，俄、普、奥三国对波兰进行了第三次瓜分。 波兰的三次被瓜分 19世纪被瓜分的波兰领土示意图1772年5月，沙皇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国在彼得堡会谈，于8月5日签署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条约。据此，波兰丧失了约35%的领土和33%的人口，波兰成为俄、普、奥的保护国。1793年1月23日，俄、普在彼得堡签订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协定，经第二次瓜分，波兰成为仅剩领土20万平方公里，人口400万的小国，成为沙俄的傀儡国，波兰国王未经沙皇许可，不得与外国宣战与媾和。 1795年1月3日，俄、奥签订第三次瓜分波兰的协定，10月24日，普鲁土也在协定上签署。根据该协定，波兰领土被全部瓜分。“俄国吞并了立陶宛、库尔兰、西白俄罗斯和沃伦西部，把边界推进到涅曼河—布格河一线，共12万平方公里，人口120万；奥地利占领了包括克拉科夫、卢布林在内的全部小波兰和一部分玛佐夫舍地区，共4.75万平方公里，人口150万；普鲁士夺得其余的西部地区、华沙、其余部分的玛佐夫舍地区，共5.5万平方公里，人口100万。”至此，存在了800多年的波兰国家灭亡了。概括在三次瓜分波兰的过程中，沙俄夺占的领土约占原波兰领土的62%，共约46万多平方公里；普鲁士夺占约20%，共约14.11万平方公里；奥地利夺占约18%，共约12.18万平方公里。经历了这三次瓜分之后，波兰亡国，波兰就从欧洲地图上消失长达123多年之久。 外族统治时期（1795～1918） 1809年拿破仑一世（Napoléon Bonaparte）在波兰中部建立华沙公国（Księstwo Warszawskie），拿破仑失败后，华沙公国被肢解，其西部土地成为波兹南公国（Wielkie Księstwo Poznańskie），受普鲁士管辖；在克拉科夫成立了中立的克拉科夫共和国（也叫克拉科夫自由市，Rzeczpospolita Krakowska，或者 Wolne Miasto Kraków）；在其主要地区成立了波兰王国（Królestwo Kongresowe），由俄国沙皇兼领国王。1830年11月29日，一批贵族青年在华沙举行起义，结果失败。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也遭失败，克拉科夫被并入奥地利。1848年波兰人民又一次掀起革命，迫使普奥当局废除农奴制度。1863年 1月的起义遍及波兰王国、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西部。1864年3月2日，沙皇政府不得不颁布解放农奴的法令。 1864年后，波兰王国的****有了很大发展，19世纪七八十年代，完成产业革命。从80年代起，先后成立了波兰国家民主党、波兰无产阶级党、波兰社会党和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后改名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民主党投靠俄国，社会党右派投靠奥、德，只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左派坚决反对战争。 第二共和国时期（1918－1939） 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到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1918年8月29日，苏俄政府颁布法令，宣布废除沙俄与普、奥签订的关于瓜分波兰的一切条约，承认波兰人民享有“独立和统一的不可否认的权利”。与此同时，1916年11月，德国政府许诺建立“独立的波兰国家”，12月底，德、奥成立了“波兰临时国务会议”，并在波兰青年中征兵，社会党人毕苏斯基（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1867—1935）被任命为临时国务会议的军政部长。1918年10、11月，奥匈帝国和德国趋于崩解，从而为波兰的复国形成了有利的国际条件。10月28日，奥占区的波兰爱国者在克拉科夫成立了“波兰清算委员会”。11月7日，社会民主党人在卢布林成立了波兰共和国临时人民政府。10月23日，华沙组成了波兰政府，11月11日，该政府由毕苏茨基领导。卢布林政府和克拉科夫的清算委员会也宣布接受毕苏茨基领导。11月18日，毕苏茨基在华沙组成联合政府，他成为波兰共和国的国家元首。这样，自1795年波兰被瓜分灭亡以来，历经123年，至1918年11月恢复独立，重建祖国。 1919年12月8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在巴黎和会上通过决议，同意重建波兰国家，承认波兰共和国，并建议在俄波之间划一临时分界线，即沿着格罗德诺、布列斯特、赫鲁别舒夫、普热米代尔、直到喀尔巴阡山一线。然而，波兰政府力图恢复1772年的俄波边界线，为此，新成立的波兰共和国就发动了对也是新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的战争，史称苏波战争。1920年4月，波军进占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广大地区，苏俄红军进行反击，将参与干涉的波军赶出了国境，并将战火烧到波兰的首都华沙，但最后在华沙战役中苏俄军队被波军击败，波兰军队虽然取得了最后军事上的胜利，但是自己也力不胜任的战争弄得民穷财尽，最后双方同意媾和。7月12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1859—1925）代表协约国致电苏俄建议停火，停火线大体是巴黎和会决议中规定的分界线，故称“寇松线”。7月22日，波兰要求停战。1921年3月18日，波兰与苏俄在里加正式签订《波兰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和平条约》，即《里加条约》。其主要内容是：缔约双方承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独立，划定了波兰东部边界（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西部地区划归波兰），这时波俄边界线约在寇松线以东150英里处。根据该条约，波兰获得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以及立陶宛的一部分，苏俄在这场战争中损失了大片领土，这也为二战时苏联和德国分割波兰埋下了伏笔。由《里加条约》确定的波俄（苏）边界一直保持到1939年9月17日。另外，根据1919年巴黎和会决议，波兰获得了东波莫瑞和波兹南地区，但泽（后波兰改为格但斯克）被辟为国际自由市，西里西亚的大部分仍归德国，波兰领土面积共38.8万平方公里。1921年 3月，议会通过宪法，波兰成为议会制共和国，史称波兰第二共和国。 1926年 5月，毕苏斯基发动军事政变并上台，自任总理，在波兰境内实行独裁统治，逮捕议会中反对他的人，宣传***主义。另外，他积极和纳粹德国的元首希特勒（Adolf Hitler）合作，签定了《波德互不侵犯条约》。1938年，波兰共产党被解散，党的主要领导人也被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1939－1944） 二战后波兰的领土变更从1938年10月起，希特勒向波兰提出波兰走廊的问题，并向波兰发出战争威胁。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议定书（苏联一直否认该秘密议定书的存在）。1939年9月1日，波兰侵略战爆发，德国以闪电战突袭波兰，迅速侵占波兰大部分领土，波兰军民英勇抗战。9月17日，波兰政府逃亡国外，先在巴黎组成了以西科尔斯基（Władysław Eugeniusz Sikorski）将军为首的波兰流亡政府。法国战败后，1940年，波兰流亡政府迁往英国。与此同时，9月17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为了建立东方防线，命令60万苏联红军越过苏波边界，进入波兰东部，占领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9月18日，苏军与德军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会师，德、苏两军以皮萨河—那累夫河—维斯瓦河—桑河一线为界分割了波兰。9月28日，德军攻陷华沙，波兰再次沦亡。波兰人民开始了反***民族解放战争。 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并全部占领了波兰领土，而后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建立外交关系。1942年，流亡政府在国内建立了国民军，同年，苏联支持的波兰共产党人建立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和人民军，在地下同纳粹占领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此，许多人付出了珍贵的生命。1943年，由于发生了卡廷屠杀，流亡政府和再次和苏联断交。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苏军的反攻将战线逐渐推进到波兰境内。1944年元旦，在工人党的倡议下，成立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由贝鲁特（Bolesław Bierut）任主席。1944年7月22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在海乌姆组成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月宣言》，宣告波兰新国家诞生。 1944年8月，苏联红军推进到了华沙的近郊，在英国的流亡政府为了在新生的波兰国家权利机构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就命令在华沙的地下国民军发起起义，这就是著名的华沙起义。由于斯大林认为，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不应得到同情，从而苏军并没有给予华沙城内起义军太多的支持，在纳粹德军的血腥镇压下，起义失败，疯狂的希特勒下令将华沙夷为平地，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遭到毁坏，大部分华沙人也被送入死亡集中营。事后证明，苏联应为华沙起义的失败负有一定道义上的责任。1945年1月17日，苏波军队解放了已成为废墟的华沙。4月，波苏两国签订了友好互助与经济合作条约。6月，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临时民族统一政府。 根据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的决定，确定了波兰东、西部边界，东部以寇松线为波苏边界，西部波德边界 (奥德河—尼斯河线) 则向西推移至奥德－尼斯河，并把什切青和施维诺威斯划入边界的波兰一侧。这样，波兰的版图整体西移了200多公里，面积也比战前缩小了约7.6万平方公里，大约是损失了20%的领土。 在二战中，波兰人民为反***战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大约有600万波兰军人和平民在这场战争中丧生。在波兰境内发现了许多纳粹屠杀犹太人和其他平民的集中营，其中最著名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在所有参战国中，若按人口比例来计算的话，波兰是死伤最惨重的国家。 人民共和国时期（1944～1989） 1947年，波兰举行议会选举，苏联支持的贝鲁特当选为总统，社会党人西伦凯维兹（Józef Cyrankiewicz）任政府总理，波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西方的流亡政府基本被排斥在权利中心之外。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成立了波兰统一工人党（Polska Zjednoczona Partia Robotnicza， PZPR）。贝鲁特任总书记。人民政府把大中工业、交通运输、银行收归国有，实行了土地改革，动员人民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1947～1949），国家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有了改善，1949年10月7日，波兰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从1950年起，波兰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六年计划（1950～1955）。 1952年，波兰改国号为波兰人民共和国（Polska Rzeczpospolita Ludowa，PRL），并通过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萨瓦茨基（Aleksander Zawadzki）当选国务委员会主席，贝鲁特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 3月，贝鲁特病逝于莫斯科，奥哈布（Edward Ochab）继任第一书记。 但波兰的社会结构、政治和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以及****经济的发展，都说明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具有先天不足的**。但以贝鲁特为首的波兰政府的教条主义者还是全盘接受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依据苏联模式，波兰制定了把发展重工业放在首位，按“重—轻—农”的顺序进行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结果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重工业片面发展，农业长期落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苏联模式的严重**加上波兰人内心深处的反俄叛逆心理，宗教、自由主义的传统和波党执政的失误、官僚腐败现象盛行等等综合因素，使得社会主义在波兰的执行显得异常艰难，导致波兰成为二战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中最不**的国家。 1956年，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ев）的“非斯大林化”，给整个社会主义东方阵营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波兰就在当时发生了著名的波兹南事件。当年6月，波兰西部工业城市波兹南的斯大林机车厂的工人，在要求增加工资、减少税收的经济要求被当局拒绝后，于是在1956年6月28日，波兹南市爆发了十万人的示威活动。后来演变成警察和工人的枪战。坦克和保安部队也参加了对工人的镇压。据统计，仅一天的冲突骚乱，就有54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另有300多人被捕。为了平息业已非常严峻的局势，当局采取了妥协了立场。6月30日，当局采取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原机械工业部部长被降职；向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征收的税款将分期还给该厂工人；为事件中的受难者举行安葬仪式等，骚动遂平息下去。 1956年8月4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决定撤销1949年11月对原波共领导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等人的批判和谴责，并将其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同年10月19日，哥穆尔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苏波两党会谈中，哥穆尔卡反对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涉和压力，坚持走“波兰自己的道路”。10月21日，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同年10月举行的党的二届八中全会上哥穆尔卡当选为第一书记，1956～1960年的五年计划，把发展消费品生产和农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主要任务。会议对以前的方针政策进行了批评，提出克服“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加强法制和政治生活民主化”，发展经济，“更快地改善人民生活”的新方针。但由于苏联模式的严重**无法根本克服，在以后的两个五年计划（1961～1970）期间，国民经济比例依然严重失调。 1970年12月，波兰又一次面临危机。格但斯克（原但泽市）等沿海城市的工人、学生、市民抗议政府提高食品和日用品的价格，举行罢工，并导致了一场严重的社会骚动，后来发展成****。在12月20日举行的五届七中全会上，解除哥穆尔卡第一书记职务，由盖莱克（Edward Gierek）继任党的第一书记。西伦凯维兹改任国务委员会主席，由雅罗谢维奇任部长会议主席。 70年代，是波兰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盖莱克政府踌躇满志地推行闻名于世“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的所谓“三高政策”，大量引进外资，大上建设项目，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波兰一派欣欣向荣。然而，欲速不达，在表面繁荣的背后，70年代末，政府各种补贴达到财政预算的40%，外债高达260亿美元。进入80年代，政府不得不采取冻结工资和部分商品提价的措施以避免危机，长期习惯于计划价格的波兰人毫无心理准备。当政府在1980年7月宣布“议价商店”肉类价格提高40-60%的时候，群众的不满引发了全国性的罢工。 同年9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解除盖莱克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卡尼亚（Stanislaw Kania）继任。10月，一个在当时声名显赫的工会组织，也是东欧第一个独立的工会组织——团结工会（Solidarność）出现了，瓦文萨（Lech Wałęsa）当选为当时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团结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最初采取和平方式，并承认社会主义是波兰的政治基础，承认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和与苏联结盟。1981年在格但斯克举行第一次全国****，决定成立全国委员会取代全国协商委员会，通过新的政治纲领，要求在波兰实行多元化，建立“自治共和国”。称团结工会是波兰改革的主力，工会纲领中未提到社会主义及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在罢工运动中，工会提出要有自己的报刊、有自由出版权，要“自下而上夺权”。工会与政府分庭抗礼。 1981年统一工人党的九届四中全会上，卡尼亚辞职，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1981年12月13日波兰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团结工会被取缔，瓦文萨等工会领导人被拘禁，部分工会骨干转入地下活动。工会内部分成两派，以瓦文萨为首的缓和派主张避免同政府发生正面冲突，提倡协商对话；激进派则主张通过暴力推翻政府。随之社会上也发生重大分化，原支持团结工会的人转向支持政府。1982年2月议会通过新的工会法，要求重建新的工会。1982年2月议会通过新的工会法，要求重建新的工会，1983年7月战时状态结束。1984年波兰宣布大赦，而瓦文萨等人则努力为使团结工会合法化而斗争。波兰局势进入了短暂的稳定期。 第三共和国时期（1989至今） 从1986年开始，由于苏联的戈尔巴乔夫（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Горбачёв）的内外政策开始采用向右转的“新思维”，并给东欧国家松绑，苏联和东欧的局势开始动荡。1988年波兰政府的价格改革引起群众不满。1989年2至4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与团结工会等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Rozmowy Okrągłego Stołu），经讨论，统一工人党同意团结工会合法。6月波兰举行全国大选，团结工会获99%的参议院席位。9月12日团结工会的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组成以团结工会为主导，包括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联合政府。原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出任首任总统，任期6年。同年12月29日，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决定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红底戴王冠的白鹰恢复为波兰的国徽。史称波兰第三共和国。波兰正式走上了政治上奉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经济上实行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不久，雅鲁泽尔斯基辞去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职务，瓦文萨及支持者宣称圆桌会议协议已经过时，要求总统辞职，举行新总统和议会大选。1990年1月27日，波兰的统一工人党召开十一大，宣布党停止活动，一个执政45年，曾拥有近300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解散了。1990年瓦文萨提出竞选总统，遭马佐维耶茨基的政府派反对。团结工会内部分裂为支持瓦文萨的中间派协议会和支持马佐维耶茨基的公**动民主行动会。 1990年11月举行大选，瓦文萨在第二轮投票中当选总统。他提出“建设自由、民主、富裕的新共和国”，经济上发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取消对土地自由买卖的限制和对外政策强调向整个欧洲和世界开放等。 从此，波兰实现了政权的更迭和政治制度的改变，并开始向西方靠拢。1995年，瓦文萨在总统竞选时输给克瓦希涅夫斯基。在经济上，波兰的转轨带来了阵痛。但波兰依然成为东欧国家中经济转轨最成功的几个国家之一，实现了经济的稳步增长。1999年，波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004年，波兰和其他10个欧洲国家一道加入了欧洲联盟。参考资料：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