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米特洛夫与斯大林（为什么毛称斯大林是社会主义世界最伟大的天才）

本文目录

• 为什么毛称斯大林是社会主义世界最伟大的天才
• 1949年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的意义是什么
• 前共产国际是怎么产生的又为何解散求教
•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
• 沈志华：斯大林如何走上冷战之路

为什么毛称斯大林是社会主义世界最伟大的天才

一、全世界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巩固的持久的和平半世纪来，各国人民已经经历了两次全世界规模的大战。在两次大战中，几千万人被打死和打伤了，几万万人被烧掉了房子，挨了饿，受了冻；病死和饿死的人数不清。工厂、作坊和农庄大批大批地被毁坏。除了极少数的资本家和大地主，全世界人在那时都过着一种凄惨可怕的生活。这就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一方面的结果。这种世界大战是****发展到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的产物。在帝国主义之前，人类是有过很多次战争的，但那时不会有过，也决不可能有世界大战，因为在那时，没有那一种反动统治能够有象帝国主义时代金融资本那样具有世界范围的统治。在帝国主义时代被结束之后，世界战争固然没有了，就是战争本身也是要消灭的。因为战争是剥削制度的产物，取帝国主义时代而代之的社会主义时代，就会消灭剥削制度，就会消灭那个引起战争的根源，因此，在那时就不可能再发生战争了。 自古以来，各国人民大众总是爱好和平的。但是，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主义诞生了，方才找到了真正消灭战争的道路，那就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团结广大的劳动人民，组织革命斗争，来推翻反动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制度，挖掉发动战争的根子。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都是反对战争和组织真正和平的伟大战士和领导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大战之中，列宁和斯大林最坚决地反对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并且号召、领导和组织各国国内的革命斗争来反对它。这一斗争首先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成功了，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被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打断了，这样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大战之中，斯大林最坚决地反对这种由德、意、日***帝国主义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并且号召、领导和组织全世界人民的反***战争，来反对它。结果，***侵略战争失败了，人民的反***战争胜利了，从而为世界的持久和平开辟了一条大路。 现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还不久，美英帝国主义集团却又要走威廉第二和希特勒的老路，拼命组织新的战争，妄图再一次用千千万万人的死亡和人类文明的毁灭来威胁全人类。领导这些杀人魔王的头子便是杜鲁门、马歇尔、杜勒斯、邱吉尔和贝文，而站在这批头子后面的真正的主人却是华尔街和伦敦“城”的金融大王们。 这是今天压在全人类头上的最大的威胁。各国人民大众今天最迫切和最中心的任务就是为反对这种新战争的威胁，保卫和巩固世界和平而奋斗。全世界各国人民只有在这一伟大斗争中胜利了，才能确保各个国民族独立自由的生活，才能进行创造物质与精神幸福的建设，才能有以完全平等互助为基础的各民族间的友好合作，也才能逐步地走向全人类所想望的世界大同。 二、斯大林的政策就是和平政策 斯大林，这位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最好的继承者，他的全部学说和行动是为了满足全人类的最大和最长远的利益。已经去世了的季米特洛夫曾经说过：“如同工人阶级是国际的一样，斯大林也是国际的；如同布尔塞维克主义是国际的一样，斯大林也是国际的；如同马列主义是国际的一样，斯大林也是国际的；马列主义的学说，是对世界全体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指出了解放的道路，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包括了一切国家、各种民族、各种人种的工人的利益”。（斯大林与国际无产阶级）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而在列宁死后，就在斯大林领导下，建设起来的苏联，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堡垒，是世界和平的强大堡垒。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苏联人民在和平的环境中建设社会主义，使苏联人民过自由幸福的生活，使全世界人民，有一个强大的靠山，有一个强大的根据地，以便利于他们进行自己的斗争，改变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挖掉发动战争的根子。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其开国之初，就宣布了自己的和平政策。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苏维埃国家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宣布关于缔结公正与民主的和平的和平法令。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始终一贯地奉行这个和平政策，不屈不挠地以最大的决心和力量反对一切破坏和平的企图和行为，坚决地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苏联的这种和平政策是以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人民的利益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既然已经废止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创造了各个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种族之间兄弟般的友好和合作，因此，它决不需要剥削和压迫别的国家和别的民族，决不需要向外扩张，也决不需要掠夺殖民地。正因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消灭了失业和经济危机的根源（生产的社会性与****私有制的对立），因而社会主义的苏联决不会和帝国主义的国家一样，需要用发动战争的办法来逃避什么经济危机。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人民如此一贯地坚决反对战争和保卫和平的道理。 斯大林的和平政策不仅适合于苏联人民的利益，而且也适合于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利益，适合于全人类的利益。这种和平政策表现于苏联的对外政策上，就是用全力来争取国际的和平合作，并保障各国的安全。斯大林就是苏联这个和平对外政策的制订者。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的第二次苏维埃****通过了和平法令，向一切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呼吁：“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压迫的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顺利进行到底。”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我们东北，苏联首先反对这种侵略战争，发动各国制裁日本。一九三四年苏联参加了当时的国际联盟，斯大林对于这件事曾这样分析道：“国际联盟虽然软弱，但总还可以作为揭露侵略者的讲台，作为一种虽然软弱、但总还可以阻碍战争蔓延的和平工具。”一九三九年三月，斯大林对和平政策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我们维护和平，主张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商务关系，只要这些国家也对苏联维持同样的关系，而不企图侵犯我国利益的时候，我们是始终保持这个立场的。”当时，各帝国主义疯狂地实行军备竞赛，日本和意大利帝国主义已经发动了侵略中国和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战争，英法绥靖主义者则拼命地组织反对苏联的战争。就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忠于和平事业的苏联，还坚决地和许多国家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和互助公约（如一九三五年的法苏互助公约和苏捷互助公约；一九三六年的苏蒙互助公约；一九三七年的中苏互不侵犯协定）；甚至在***德国和日本快要发动对苏的进攻的前夜，苏联还和它们签订互不侵犯和中立公约，来阻止和延缓它们的侵略战争。正如斯大林所说：“在这种经济大变动和军事政治大灾难的惊涛骇浪中间，苏联还是屹然不动，继续进行其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和维护和平的斗争。”大家都知道，苏联当年的这种斗争是有很大的收获的。它们教育了苏联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让他们逐渐地认识***侵略者的凶恶面目，这对第二次大战中全世界反***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有极大的帮助。 三、斯大林是世界和平阵营的创造者和领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苏联为首的反***统一战线打败了***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全世界一切爱好自由和平的人民都曾直接地和间接地参加了那次神圣的伟大的反***战争。他们为什么积极地参加这个正义的反***战争呢？他们参加的目的，正象斯大林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所宣称的，就在于：“消灭种族的歧视；各民族平等及其领土的不可侵犯；解放一切被奴役的民族并恢复其主权；各民族得按照其自己的愿望过他们的生活；给被压迫的民族以经济援助，并实际地帮助他们获得物质幸福；恢复自由”。 斯大林在反***战争进行得最艰难的时候所发表的这个作战纲领，就成了第二次大战后各国人民和平奋斗的纲领，就成了几年以来以及今后动员和组织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力量，争取持久和平的行动纲领。这个纲领曾经具体地表现在斯大林本人签过字的雅尔达协定上面。这个协定庄严地写着：“惟有我们三个国家之间继续和发展共同合作与相互了解，人类的最高愿望——坚固而永久的和平，才能实现。”根据了同样的精神，苏联和英美还签订了德黑兰协定和波茨坦协定。在斯大林的和平政策领导下，苏联信守不渝地实行了这些协定，并根据这些协定，要求及早地签订对德和约和对日和约。在斯大林的和平政策领导下，苏联最积极地参加了联合国的工作，揭露和反击了各种来自帝国主义集团的破坏联合国根基的一切阴谋，并在历次的联合国大会和外长会议上，尽力揭穿新战争挑拨者的各种诡计，反对新战争的宣传，反对作为组织新战争的工具的北大西洋公约。在斯大林的和平政策领导下，苏联从一九四六年以来曾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了许多保卫和平的有效步骤，如普遍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的议案，禁止原子武器的议案，谴责战争宣传的议案，裁减五大国武装部队和军备三分之一的议案，以及今年九月间所提出的由美、英、中、法、苏五强签订加强和平公约的议案等等。斯大林还亲自在他给史密斯的信里提议缔结苏美和平公约。 全世界各国的人民就在斯大林的和平政策的感召之下，为了反对新战争的严重威胁，已经逐渐地动员和组织起来。斯大林曾经在回答合众社记者艾吉·基莫尔所提问题的时候，说道：“我深深相信，无论那个民族和他们的军队，都不愿意再有新的战争。他们希望和平，并愿为和平而努力。为了保持和平和全世界的安宁，必须及时揭露新战争的煽动者，不让他们有可能妄用自己的力量去反对和平的利益。”斯大林的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心和符合于各国人民的真实愿望和号召，鼓舞和推动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自觉地团结起来，反对新战争的危险，保卫世界的和平。 一九四九年四月全世界五十七国的代表，代表了世界十二个国际性的团体和五百六十一个全国性的团体，代表了全世界六万万以上有组织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好和平的人们，在巴黎和布拉格，开了一个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几千个代表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呼喊着同一个名字——伟大的斯大林；祝福着同一个人：斯大林万岁！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伟大的斯大林，乃是全世界和平阵营的倡导者，组织者和领袖。在世界和平大会的号召下，这个保卫和平，反对新战争危险的运动，正在世界各个角落汹涌澎湃地开展着。各国都开着保卫和平大会，组织保卫和平委员会。世界工联，世界民主妇联，世界民主青联，世界学联，都在加紧地动员全世界的工人、妇女、青年、学生，为着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而斗争。 四、大林的旗帜是世界持久和平胜利的保证 斯大林代表着全人类的真实力量，对世界持久和平的事业，具有不可动摇的胜利的信心。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真理报记者曾经问斯大林：那些反动的绅士们支持侵略，支持发动新战争的政策，“这一切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呢”？斯大林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其结果只能是新战争鼓动者的可耻的失败。邱吉尔这个新战争的主要鼓动者，业已做到了使自己丧失其本国人民和全世界民主力量对他的信任。同一命运等待着其他的一切战争鼓动者。上次战争的惨象，各国人民的记忆犹新。主张和平的人民大众的力量，对进行侵略的邱吉尔门徒们来说，是如此的强大，他们战胜不了这种力量，不能将这种力量转向新的战争去。” 历史将要在不久的将来证实斯大林的英明预见是完全正确的。全世界人民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坚决地反对新的第三次大战，这是毫无疑义的。现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营的力量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阵营。苏联战后新五年计划的辉煌成功，及其国际威信的飞跃增长，各新民主国家的日益强盛，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日益觉醒和团结，这一切都说明了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正在更加强大起来。其**别重要的，第一、就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它大大地改变了世界两大阵营力量的对比，它在太平洋，在亚洲，基本上打断了帝国主义者所赖以发动新战争的一双血淋淋的罪恶的手。正如斯大林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马林科夫所说：“****的胜利，不仅揭开了中国人民历史的新的一章，并且揭开了受美帝国主义压迫的亚洲各国人民历史的新的一章。”他又说：“****的胜利，意味着正在为持久和平而斗争的世界民主反帝阵营的地位大大地加强了。”第二、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斯大林在庆祝民主德国的成立时，曾这样说：“德意志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共和国的成立，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无可怀疑，爱好和平的民主的德国与爱好和平的苏联之并肩存在，使得欧洲不再有新战争的可能，结束欧洲的流血，并使世界帝国主义奴役欧洲国家成为不可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在东方和西方都开辟了新的历史时期，都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新战争计划。斯大林的估计和预见大大地鼓舞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力量，使他们具有更高的信心和更大的勇气，同时也抱着更高的警惕，坚决和奋勇地前进。

1949年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的意义是什么

1949年2月10日，斯大林召集保共季米特洛夫和南共卡德尔等在莫斯科举行三党会议，讨论巴尔干联盟和希腊革命问题，在会谈中斯大林严厉批评了保共和南共支持希腊起义之后，坦率地承认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错误。他说：“战后，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能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会全力以赴地扑灭中国的起义。我曾劝说***，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但是***开始发动了一场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

在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为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斯大林采取了承认现实的立场。5月30日，他召回了驻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大使罗申，完全放弃了对国民党残余政权的支持和利用。

为了争取前苏联及东欧各国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支持，并就新中国诞生前后可能出现的国内、国际问题进行协商，1949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派一个秘密代表团访苏。

受***的委托，***接受了这一重大历史任命。1949年7月2日，代表团秘密启程，先是前往东北的旅顺口，在那里登上前苏联提供的飞机，绕道朝鲜前往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除***外，还有王稼祥、高岗、徐介藩和师哲等人。

***1921年曾在前苏联学习，正是在学习期间，他加入了共产党(文革初期他被打成“叛徒、内*、工贼”与此不无关系)，由他担任代表团的团长非常合适。

临行前，***再三嘱咐代表团，对于前苏联党和同志一定要尊重友好，特别是对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一定要认真听取，珍惜中苏人民和中苏两党之间长期结成的战斗友谊。如果遇到前苏联同志有什么考虑欠周到的地方，千万不要计较，尽最大可能地做到“虚心、友好、学习”。

出乎中国代表团意外的是，斯大林对***的秘密来访表现出了非常高的热情和相当友好的态度，无论是接待安排还是会晤规格都是很高层次的。

***和中共代表团原准备主要同相同级别的前苏联领导人会晤商谈，然后礼节性地请前苏联同志安排一两次与斯大林的会见就可以了。

但斯大林不仅从头到尾关心和直接安排中共代表团的活动，而且亲自与***会谈了5次。

这在斯大林接待外国来宾的历史上可是不多见的！

会谈主要是在斯大林和***两人之间进行的。***介绍中国的情况占了大多数时间。

在第一次会谈时，斯大林听着***的介绍，很少插话。中国共产党凭借什么战胜了装备精良、又有美国人直接支持的国民党军人呢?他一边听一边思索着答案。

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战争中的胜利，为中共领导人赢得了斯大林的尊重。

第二次会谈时，***主动向斯大林提出请教：“斯大林同志对我们的想法有什么意见，请您和在座的前苏联同志多多指导!”

斯大林严肃而又诚恳地说：“看起来，我以前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是犯了错误。”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

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在这种场合公开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这充分反映了斯大林的坦诚、勇敢和光明磊落。

***也感到十分意外，他反应更为敏捷，很得体地说：“斯大林同志实在是太谦虚了！”

“不!”斯大林一摆手，认真地说：“我说的是真话。”

在以后的几次会谈中，斯大林再三表示自己过去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确实犯过错误。出于对主人的尊重和友好，***和中共代表团的同志则闭口不谈斯大林的过错，只是一再地说：“如果没有前苏联人民的支持，中国的革命就不会这么快就取得胜利。我们对伟大的前苏联共产党和前苏联人民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此后，斯大林让苏共政治局的全体委员认真阅读了中共代表团提供的全部文字材料，他们都表示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步骤、方针完全同意，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斯大林和***还谈到了国际形势。

冷战使世界和平受到威胁。尽管告别硝烟不久的世界各国人民都迫切地呼唤着和平与发展，但毋庸讳言，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

新中国建立后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环境?***对此十分关心，他想听听斯大林对此有何见解，便问起了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目前世界政治格局中战争与和平的因素以及其他的有关问题。斯大林的回答十分慎重，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因为人民的力量和和平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了。

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还希望中共能够尽快地建立自己的政府，以免外国势力出面干涉中国的局势。

斯大林的告诫引起了***的高度重视。他立即将信息电告***。***认真分析了斯大林的意见，召集中央领导人讨论决定，将原定于1950年1月1日成立新中国的日期提前到1949年的10月1日。

通过几次会谈，斯大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党，中共领导人更是一流领袖。斯大林预测世界革命的中心将东移，以后会移到中国，当他提议为“小弟弟”(中国)超过“老大哥”(前苏联)祝酒时，***十分紧张，说什么也不敢接受。

***此次访苏比预先的设想要顺利和有成果，同时也进一步消除了隔阂，沟通了两党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在***出访前还向斯大林发出一系列信号，对此次出访的圆满成功起到了十分有利的作用。

6月28日，恰好是南斯拉夫事件发生一周年。当时苏美对中共的政策都富有弹性，而中共当然也希望他们即将成立的新政权在国际上得到广泛承认。因此，西方各国都在纷纷议论***会不会也像铁托那样走“第三条道路”。

中共对美国的试探迟迟得不到积极反应。等待是被动的，因为北边的眼睛在盯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举一动。沉默是危险的。

爱国将领张治中来到北平，和其他一些社会知名人士极力主张“向美苏二面靠”。

中共不得不表态了。

1949年6月30日，在中共生日的前一天，在***赴苏的前两天，***《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发表。

他谆谆告诫党内外各界人士说：

“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前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和周恩来后来议论起这篇文章时，一致认为：脚踩两只船是行不通的，也是危险的。必须一边倒。这样既打消了一切西方国家的幻想，也打消了我们某些自己人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1949年7月7日，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各党派团体的代表联合宣言，拥护“一边倒”的方针。

***一行从前苏联回来后，便即刻加入到筹备建国各项事宜的工作中。

新中国即将在东方崛起。

前共产国际是怎么产生的又为何解散求教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当时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公然背叛工人阶级事业。他们非但没有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列强间的争霸战争，反对本国政府；还公开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方面，在国会中投票赞成政府的战争拨款，参加战时资产阶级政府，为帝国主义效劳。因此，第二国际实际已经分裂成为一群互相厮杀的社会沙文主义政党，它已经彻底破产了。而另一方面，世界大战使****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急剧尖锐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建立******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为了迎接世界革命的到来，无产阶级需要有一个新的真正革命的国际组织。这个光荣使命最后落在了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身上。　　1914年11月，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反战宣言中，首次提出要建立新的没有无产阶级叛徒参加的第三国际。列宁为了创建这样一个组织，在思想理论和组织方面作了大量准备工作。　　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内就存在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左派力量，如德国的斯巴达克派，保加利亚的紧密派，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分子等。但是，这些左派分子在思想上并没有同右派彻底划清界限，在组织上还同中派右派同居在一个党内。为了帮助各国左派，列宁发表了《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论欧洲联邦口号》、《帝国主义是****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一系列著作。列宁不仅揭露了修正主义的错误，而且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胜利的学说。列宁的这些著作给各国无产阶级指明了革命的前途，为建立新的国际奠定了必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列宁还十分注意帮助各国左派分子从组织上同机会主义领导决裂。1915年9月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1916年4月在瑞士昆塔尔先后两次召开了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在会上，列宁同各国左派分子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并团结他们组成齐美尔瓦尔德左派。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促进了各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阿根廷、芬兰、波兰、匈牙利、奥地利等国在1918年先后成立了共产党。发达的****国家德国也在1918年11月爆发革命，年底，成立了德国共产党。各国共产党的成立为创建共产国际提供了前提条件。1919年1月，俄共以及波、奥、匈等八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代表在莫斯科开会，会议通过了告各国无产阶级组织书，要求他们派代表来苏俄，讨论成立共产国际的问题。　　为了抵制国际****运动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右翼于1919年2月在瑞士伯尔尼召开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26个国家的102名代表。会议决定恢复第二国际，即伯尔尼国际。　　1919年3月2日，各国共产党和左派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开幕。然而由于帝国主义对苏俄的封锁和武装干涉，能从国外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当时只有德国、奥地利等少数几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多数代表是在苏俄的外国侨民。当时旅俄华工联合会负责人刘泽荣(刘绍周)，张永奎作为中国代表也列席了这次会议。　　列宁在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的报告。列宁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建立******。修正主义颂扬一般民主，实际是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即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斥责一般专政，实际是反对******，即无产阶级民主。列宁的报告具有重大意义。它指明，新的国际的根本任务是实现******。　　会议就是否立即成立共产国际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德共希望推迟宣布。列宁作了大量说服工作，最后会议决定将此次会议改为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出席成立大会的，有35个组织的34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8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等文件，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的革命斗争旗帜下，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最后，大会选举了由苏俄、德国、奥地利等国共产党代表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选举了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拉科夫斯基和普拉廷五人组成共产国际执行局。　　共产国际成立后，各国革命运动有了重大发展。苏俄取得粉碎国内***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的胜利。1919年春，匈牙利和德国的巴伐利亚地区一度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意、英、法、日、美等其它****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国、印度等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也蓬勃发展起来。1919年，荷兰、丹麦、保加利亚、墨西哥、美国等国先后建立了共产党。1920年春夏，希腊、西班牙、印度尼西亚等国也建立了共产党。　　1920年7-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出席大会的有41个国家的217名代表。这次大会同上次不同，大多数代表来自国外，是一次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大会。　　国产国际第二次****后，又有一些国家建立了一批新的共产党。1920年，英国、法国、土耳其共产党成立。1921年，意大利、中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相继建立了共产党。　　中派分子，于1921年2月在维也纳开会，成立了“社会党国际工人联盟”，即第二个半国际。参加会议的有英国独立工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等。它们宣称站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中间，但两年后就同第二国际合并了。　　1921年6-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三次****。这次参加大会的已发展到52个国家的605名代表。中国的张太雷和瞿秋白参加了大会。　　此次大会是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已过，各国革命斗争受到挫折情况下召开的。大会认为，当前各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群众，并提出了“到群众中去”的口号。　　1921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关于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提纲。提纲指出，共产党可以同社会党签订统一战线协定，但必须保持共产党自身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1922年11-12月，共产国际在苏俄举行第四次****。此次出席大会的有58个国家的408名代表。陈独秀和刘仁静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了本届大会。大会进一步讨论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肯定了执委会通过的关于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提纲，并要求东方各国共产党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此后，共产国际在1924年，1928年和1935年先后召开了三次****。到1943年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宣布结束活动并解散。共产国际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1943年5月21日，一条从莫斯科传出的消息震惊世界：共产国际将要解散。共产国际从1919年成立，至此已经存在24年。作为全球性的政治组织，它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斯大林是当时世界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也是共产国际的领袖。长期以来，共产国际的重大决策都是由他作出。那么，在解散共产国际这个重大问题上，他是怎样考虑的？共产国际解散的经过又是如何的？　　其实早在1941年，斯大林就发出惊人之语：共产国际没必要继续存在。这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20日深夜，斯大林向苏联主要党政军领导人（在场的有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安德列耶夫、米高扬等）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介绍了他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的谈话。然后他出人意料地就共产国际的存在讲了一大段话。斯大林说：“一些党（指美国共产党，1940年11月为适应美国的法律，共产国际同意美国共产党退出共产国际）从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那里出来了，这并不是坏事。正相反，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不同国家中的情况和任务完全不同。在英国是一个样，在德国又是一个样，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当各国共产党按此方式得到巩固时，再重新恢复它们的国际组织。国际是马克思时期建立的，当时正期待着即将发生世界革命。列宁时期的共产国际是在同样形势下建立的。当前，每个国家本国的任务突出了，然而，各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国际组织下面的支部这种状况是个障碍……请不要抓住昨天不放。应认真考虑已经形成的新的条件……”　　在《季米特洛夫日记》出版之前，能够公开看到的斯大林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言论只有一件，即他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于1943年5月28日对英国记者的书面讲话。他在给路透社记者的答复中说：共产国际的解散，便于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组织共同进攻共同的敌人希特勒主义……。《季米特洛夫日记》披露斯大林1941年的谈话，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这样，共产国际在近期是否继续独立存在，以及在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国际联络和国际工作的新形式问题，都尖锐而明确地提出来了。季米特洛夫非常敏感，第二天，他就提出了共产国际工作的新思路：第一，在近期停止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为各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的活动，使各国共产党具有充分独/立性，使它们变成真正本民族的政党，根据本国的条件按自己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具体任务并为自己的决定和行动负责；第二，把共产国际执委会代之以情报和对各国共产党提供思想和政治援助的机构。显然，季米特洛夫的新思路与斯大林讲话的用意不完全相符。十多天以后，季米特洛夫在苏共中央日丹诺夫处讨论，议题则是如何终止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活动。在讨论中，将共产国际“解散”的意思已变得十分明确：“这一步骤应完全是严肃认真和始终如一的。不应该出现只换一件外衣，而其余一切都照旧的状况，也就是说不应是解散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而实际上存在着国际指导中心。”　　1943年6月：在匆忙间解散 一个月后，苏德战争爆发了，拟议中的解散共产国际的工作停止了，共产国际全力开展了配合和支持苏联卫国战争的工作。比如，根据斯大林的主张，共产国际改变了1939年英法德等国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判断，重新提出反***统一战线的路线，并据此向各国共产党发出指示；号召各国共产党用一切力量支援苏联人民的正义战争，用一切力量反对希特勒***主义，指导和帮助被希特勒德国占领国的共产党组织掀起反对德国***的武装斗争；搜集德国占领地的情报，并就各国共产党的事务和工作提出意见，给予指示。从工作方式和领导职能方面考察，这与以前共产国际的工作程序是一致的。　　但有一点很明显，就是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公开性活动减少了。用季米特洛夫的话说：“没有必要突出共产国际。”这是根据斯大林的意见而这样做的。斯大林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对季米特洛夫说：共产党“把其他国家的人吓着了”，要避免让别人产生苏德战争是***与社会主义之间战争的感觉，因此，“目前，共产国际不应公开出面”。　　这种情况到1943年5月开始发生变化：因战争而搁置的解散工作再次提上议事日程。这年5月8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与苏共领导人莫洛托夫就解散共产国际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商定：“要制定一个解散这个中心的文件”。由于以前曾有这方面的酝酿，因此文件很快就起草好了。5月11日，这个草案呈送斯大林。当晚斯大林召见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同意了这个草案，同时还讨论决定了解散共产国际的程序。5月13日和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两度开会，对草案进行讨论，一致通过将这个草案作为决议的基础。　　5月21日，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召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莫洛托夫宣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加里宁指出，敌人会利用这个行动。而斯大林再次阐述了解散共产国际的理由：经验表明，无论是在马克思、列宁时代，还是在现在，由一个国际中心来领导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都是不可能的……当我们建立共产国际的时候，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为我们可以领导所有国家中的工人运动。这是我们的过错。共产国际的继续存在会败坏国际主义的思想名声，这是我们所不想要的。解散共产国际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这在决议中并没有提到。敌人诬蔑各国共产党，说什么他们是外国的间谍，这也有碍他们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工作。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敌人手中的这张王牌就被打掉了。所采取的这个步骤无疑将巩固作为全国性工人阶级政党的各国共产党，同时也将加强以苏联为基地的人民群众的国际主义。结果，联共（布）中央*****一致通过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 与此同时，按照议定的程序，20日、21日，向各国共产党发出了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此时斯大林是比较着急的，20**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说：“要不要今天将主席团的决议交去付印？要快一点公布。”由于通讯的原因，没有能够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在当天公布。但很快，5月22日《真理报》就公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实际上这是非常匆忙的，因为共产国际的大部分支部还没有反馈意见。5月28日，斯大林就英国路透社记者的提问作了书面回答。直到6月7日，根据各国共产党的反馈意见，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送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各国支部通过解散建议的决定草案以及给报刊的新闻公报稿。6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确定所有（现在存在并有可能通知决定的）支部一致批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宣布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秘书处及国际监察委员会解散。6月10日，《真理报》公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43年6月8日决定的通告。6月12日，在斯大林住处召开了讨论共产国际解散的善后会议，决定在联共（布）中央特设国际联络部，委托其领导原共产国际的下属机构。至此，存在24年的共产国际正式解散。　　斯大林的战略和策略思考 从共产国际解散的经过可以看出：此事自始至终是在斯大林的指导和批准下进行的，它贯穿了斯大林的政治判断和政治意图。从1941年4月开始酝酿，到1943年6月正式解散，斯大林曾两次提议解散共产国际，这大约有着战略和策略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斯大林认识到：共产国际的领导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运动发展的实际需要。共产国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西欧工人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为捍卫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推动世界革命而建立的，其战略总任务是“加速****在全世界的胜利”。经过二十多年后，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指导各国革命几经挫折后，共产国际的领导体制的**已经充分暴露，这不可能不引起作为共产国际实际领导人的斯大林的深刻思考。正因如此，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突出地强调了两点，一是，针对***势力十分猖獗的形势，制定了建立反对***的统一战线和反帝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二是，提出要改变共产国际的领导方式，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在把活动重点转移到制定世界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策略路线的同时，要在决定任何问题时，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出发，而且一般说来，要避免直接干涉各党的内部组织的事务。共产国际的任务和职责的变化，说明共产国际的职能已经与共产国际成立之初大不相同。共产国际七大的这两大决策，是与斯大林的认识密切联系着的。 同时，这种领导方式的改变，是否可以看作是斯大林在潜意识中对共产国际历史价值认识的一个变化呢？共产国际这种领导方式的变化，其结果必然是削弱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实际是削弱斯大林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换个角度也就是说，在斯大林的战略考虑中，共产国际所具有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作用是逐渐下降的，其在国际****运动中和苏联应对国际形势中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了。　　第二，在时机选择上，1940年冬至1941年春，苏德关系明显恶化，斯大林不能不做应对战争的准备。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为避免形成德国和其盟国日本东西夹击的局面，苏联与日本在4月13日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提议解散共产国际，也是为此目的的一个措施。联系此后季米特洛夫与苏共中央领导人日丹诺夫、扎哈罗维奇等讨论关于终止共产国际执委会活动时的谈话，斯大林分化德国与日本的关系的目的是比较明确的：通过解散共产国际，“所有反/共产国际的公约将一下子失去基础”，从而可减少日本与德国形成东西两面夹击苏联的可能性。当然，此举也有影响英美等****国家对共产党和苏联的看法的用意，通过这一步骤，“资产阶级将失去他们所说的共产党人服从于某一外国中心，也就是说他们是‘叛/徒’这样一张最重要的王牌。” 到了1943年，苏联在外交关系方面仍需要大的突破。一是，虽然苏联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重大胜利，但战争的形势仍很严峻，需要盟国的大力援助；二是，拟议中的第二条战线迟迟不得开辟，苏联独/立承担着抗击德国***的重担。从减轻苏联的战争压力，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击溃希特勒”的期望出发，亟需推动美英开辟第二条战线。因此需要与英美等国修好。而英美等****国家对苏联领导共产国际在世界开展****运动是恐惧和担心的。斯大林出此举措，应是消除英美疑虑，改善与英美关系的一大努力。这也是他急于公布共产国际解散文件，共产国际在一个月间匆忙解散的主要原因。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

根据《***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记载，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以后，他正式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从这时起，他开始与中国党打交道。直到共产国际解散之后，他还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负责协调莫斯科与***、中共中央的关系。季米特洛夫一上任，就为中国革命办了两件好事：一件是推动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一件是大力组织了对中国红军的援助。 共产国际七大之后，特别是季米特洛夫开始负责中国问题之后，对中国的革命问题提出很大的疑问。在红军处于绝对劣势，短期内根本没有推翻蒋介石政权的可能，而民族危亡又迫在眉睫之际，把蒋介石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提并论，是否有利呢?1936年4月，他终于正式表明了他的看法，主张废止公开反蒋的口号，以南京政府而不要以各地的反蒋派作为党的主要统战对象。7月，莫斯科与陕北中共中央恢复电讯联系，共产国际得到了中共瓦窑堡会议决议后，季米特洛夫立即召集执委会书记处会议，研究了决议中突出强调的“抗日反蒋”方针，随后更进一步会同中共代表团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这一意见迅速为中共中央所接受，中国共产党争取南京国民党的统战工作由此全面展开，使得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口号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两党关系的关键，其实主要是一个实力对比的问题。当时红军的力量处于绝对劣势，所处陕北甘北的自然条件又极端恶劣，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即使改变对蒋态度，蒋介石也未必真愿意坐到谈判桌前来。因此，巩固并壮大红军的力量就成了当务之急。对此，无论中共中央，还是季米特洛夫，都十分清楚。1936年8月下旬，***正式向莫斯科求援。季米特洛夫当即会同苏联有关方面，研究确定了通过中国西北边境援助红军的具体办法。尽管此举意味着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战争一时将无法停止，甚至可能给苏联外交带来困扰，但季米特洛夫相信这是不得已之举。随后，他一面尽心竭力为中国红军组织援助物资和筹集援款，另一方面则多次电示中共中央：与国民党的谈判要保持高度警惕，对方不停止进攻如何显示有诚意?他强调，有关红军问题的谈判，“关键在于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组织系统和军官成份，并且绝对不允许国民党干涉红军内部的任何事情。只是在对日武装斗争的条件下，可以同意成立统一的、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指挥部。红军服从其指挥，但亦只是在一定战线上为完成总的对日作战计划这个范围内服从统一指挥。”围绕着苏联援助的问题，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秋冬亲自主持了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工作，双方电报往来不断。但十分可惜，由于红军西渡黄河作战失利，接运援助的战略行动被迫中断。得知有两万西路军踏上西征道路，季米特洛夫即不断来电询问部队位置和行动部署，积极组织接应。西路军兵败甘西走廊，季米特洛夫非常遗憾，但还是尽力组织接应被打散的西路军，并积极与苏联军方联系，安排他们学习现代化的军事技术，为中共贮备军事技术人材。在直接的军事援助失去可能之后，季米特洛夫还立即与苏共领导人协商，为红军募集到了更多的援款，通过秘密通道陆续送来，以解红军燃眉之急。西安事变的发生，严格说来不仅出乎共产国际的意外，也出乎中共中央的意外。由于事态紧急，形势严峻，如何处置，关系重大。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几乎是一天几封电报给莫斯科，说明事变的经过和意义，急于求得共产国际的明确意见和指示。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似乎也为此颇伤脑筋。直到1936年12月16日，也就是事变发生后第四天，季米特洛夫才发来一封电报指示。而电报第一句话就是：“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个评价，与***当时的评价确有很大不同。由于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初一度动摇过联蒋立场，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对形势的估计又过于乐观，必欲坚持西北半独立局面，并公开了蒋介石秘密承诺的条件，这使莫斯科颇感不安。为此，共产国际书记处于1937年1月19日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批评中国党仍未完全摆脱过去反蒋的错误方针，把同蒋达成的协议看作是蒋介石的投降，把同张、杨军队的合作搞成了反对南京的联盟，弄不好会葬送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和平局面。1月20日，也就是发出上述批评电报的第二天，共产国际书记处又发来一封电报，试探性地提出：“鉴于中国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特别是在日本侵略影响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你们是否认为在你们的地区从苏维埃制度过渡到人民革命民主管理制度是适宜和适时的?”1937年1月24日的中共中央*****，无条件地肯定了国际书记处的提议。考虑到国民党即将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为昭示共产党真心抗日、团结御侮的决心，坚定蒋介石的和共意愿，***在会上力主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说明共产党准备实行苏区改制、红军改编，并准备根本放弃苏维埃革命政策。 谈到季米特洛夫与***的关系，不能不提到共产国际派王明等回国“帮助”中共中央这件事。作为欧洲国家的党的领导人，继承俄国革命的经验，季米特洛夫和几乎所有苏联党的领导人一样，对中国党长期脱离中心城市的工人阶级一直忧心忡忡。也正因为如此，季米特洛夫相信，必须选派熟悉莫斯科意图，懂得依靠工人阶级重要性的干部，回去监督党、帮助党，以免****后党会出现迷失政治方向，最终被蒋介石欺骗、瓦解的严重情况。1937年10月10日，在确定了王明等人回国的问题之后，共产国际还通过一个专门的决议，进一步规定了王明等人在这方面的使命。决议对中国党提出了八点要求，加强统一战线问题只占八分之一，其余各点大都是告诫中国党要依靠工人阶级，扩大影响，巩固战斗力的。决议特别强调，务必设法保持红军的战斗力、它的团结和它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绝对忠诚，要设法扩充军队，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使敌人不能通过瓦解、挑拨和特务活动等手段来破坏党和红军的组织。1937年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等乘苏联飞机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对于王明等人的到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这“是一件大喜事”，是“喜从天降”，甚至把王明他们比喻为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据当时在延安的人回忆，在随后举行的欢迎大会上，***也“讲得很热烈、很兴奋”。可以肯定，毛这时所表现出来的激动心情，绝不是装出来的。因为在这时，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莫斯科，在中共领导人的心目中是很神圣的。被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派回来的领导人，自然要被另眼看待。但是，仅仅十天之后，毛与王明之间就开始出现了意见分歧。按照有的书上的写法，十天以后，***就开始“抵制”王明的右倾错误路线了。***自己的话说：十二月会议时“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王明与***这个时候的分歧，主要还只是发生在如何兼顾党的利益和统一战线的需要这个具体的策略问题上。人的正确认识总是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才可能真正形成的。第一次面对这种以四万红军与国民党二百万军队“合作”，共同反对强大民族敌人的新局面，采取何种策略方能利国利己，很难说抗战伊始***就有了十分的把握。因此，当得知王明带来的是受人尊敬的莫斯科方面的意见，***自然不会采取“抵制”的态度。更何况，与国民党的合作，当初就是以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为前提的，如果真能像季米特洛夫所建议的那样，实现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又何尝不是件好事呢?任弼时根据会议精神起草的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里，也清楚地写着：“十二月会议，王明同志等带回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巩固发展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后，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有着更详细的讨论，认定……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过去“我党对国民党和两党合作长期性认识不充分，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民主，与改善民生的要求，此外一些工作方式也有严重缺点”。大家认识到，“在民族统一战线当中，各党派在共同纲领下，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共同领导、共同负责，不应有谁投降谁，谁推翻谁的企图。”根据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国民党内开始产生改进自己组织的要求和趋势，而对国民党的改进与复兴采取赞助的方针，使国民党内能增加新的进步的成分。”不仅要共同抗日，还要争取共同建国。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季米特洛夫仍旧强调“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主张在“抗日高于一切”的条件下“继续拥护蒋，拥护****”，但当他得知蒋介石否认****，竭力取消共产党的种种企图之后，却又开始突出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强调拥蒋并不等于不反对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他十分欣赏***和中共中央能够在国民党挤压和日本人大举进攻这种“复杂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还特别告诫中共中央，不仅要努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大力发展自己的军队，而且可以适当地提出民主的要求。 王明的为人和作风，未必是季米特洛夫所喜欢的。他曾提醒王明说：你回去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已经有自己的领袖，就是**、***，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从1937年12月王明赴武汉工作，与延安中央书记处之间屡次发生矛盾的情形，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看法：这个时候由王明引起的矛盾，并不仅仅是他与***个人之间的矛盾，而更多地表现为王明与中央书记处的矛盾。这种矛盾也不仅仅在于双方对统一战线方针和策略问题的看法不同，而很重要的还是如周恩来、博古后来所概括的问题，即王明“目无中央”，甚或有另立“第二中央”之嫌。好在因王明引起的党内矛盾，很快就被反映到莫斯科去了。1938年3月，还是根据王明自己的提议，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决定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汇报工作。据任弼时后来介绍，当他在莫斯科汇报党内情况时，关于王明的问题并非是他提起的，倒是共产国际领导人主动向他提出询问。首先是曼努伊斯基向他提了有关王明的三个问题：一是问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意见的倾向；二是问王明是否总习惯于拉拢一部分人在自己周围；三是问王明与***是否处不好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自然不能不介绍了王明向延安中央争权力及闹意见分歧的种种表现。据任说，当时季米特洛夫听了之后明确讲，他对王明的印象一直不好，说“这个人总有些滑头的样子”。据共产国际干部部反映，王明在一些地方不很诚实，在苏联时就总是好出风头，喜欢别人把他说成是中共领袖。季米特洛夫早在派王明回国前就告诫过王明：他缺乏实际工作的经验，应该向国内的同志很好地学习，不要去争当领袖。季米特洛夫等人这时对王明表现得如此反感，有一个十分微妙的背景。那就是，前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那个扶植王明上台的有犹太血统的俄国人米夫，在斯大林发起的肃反运动中被怀疑为***，这时已遭到整肃。米夫的倒台和被怀疑有敌对背景，不仅使王明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保护伞，而且也促使莫斯科的领导人对米夫一手扶植起来的干部表示出严重的不信任态度。此后中共领导人到莫斯科时，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又曾几次谈到王明，除了对王明表示不信任以外，都特别提出过王明与米夫之间的关系值得怀疑的问题。随着任弼时在1938年春赴苏汇报谈及王明与延安中央书记处之间的分歧，莫斯科已经不能不就中共领袖的人选问题发表明确的意见了。在这一年的7月，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特地召见了他，就中共领导核心的团结，以及中共领袖的人选问题谈了几点意见。其**别提到：今天中共在全国取得公开存在的条件，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要“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才能巩固发展统一战线。而“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据季米特洛夫讲，斯大林也主张要宣传各国党自己的领袖，并树立他们的**。1939年9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召开*****，由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这一指示。紧接着，在10月份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在党中央的会议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会上，康生、**等明确提议应当推举毛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这次全会上，中共领导人中已迅速形成推举毛为党的正式领袖的热烈气氛。就连王明也意识到自己大势已去，不得不急忙再使顺风舵，在会上信誓旦旦地表示：今后要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卫在***同志的周围 。 1943 年12 月22 日　　***（亲启）　　一、关于令郎。我已安排他在军政学院学习，他毕业后当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军事方面获得扎实的学识。这个小伙子很能干，我相信您会把他培养成一个可靠的好帮手。他向您致以热烈的敬意。　　一、关于政治问题。不言而喻，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您知道，从1935 年起，我就不得不经常密切过问中国的事务。我认为，从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退缩的方针，以及明显偏离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期问，采取这样的方针，有把党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的危险，有导致内战加剧的危险。这只能有利外国侵略者及其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之外，而应该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另外一件使我担心的事是，一部分党的干部对苏联抱有不健康的情绪。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早在1943年8月，我们就从重庆获得完全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决定派遣*细混入延安挑动您同王明和党内其它活动家争吵，挑起敌对情绪以反对所有在莫斯科居留和学习过的人。关于国民党的这一诡计，我已及时预先通知了您。国民党秘而不宣的打算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从而轻易把它摧毁。我毫不怀疑，康生的所作所为正在为这些*细助长声势。请原谅我这种同志式的坦率。我对您怀有深深的敬意，坚信您作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定能洞察事物的真相。仅仅由于这一点，我才如此坦率地同您谈问题。请按我给您发送这封信的方式给我一封回信。紧紧与您握手。　　季〔米特洛夫〕

沈志华：斯大林如何走上冷战之路

长期以来，各国学者对于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已经进行过广泛的探讨。总的来说，存在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或者认为斯大林具有野心勃勃的侵略计划，追求控制和扩大其势力范围；或者认为斯大林所采取的只是温和的、谨慎的和防御性的政治对策。有人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从来不会放弃世界革命”，因此，只要斯大林统治苏联，“冷战就不可避免”。也有人认为，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的政治目标是保护其既得利益和势力范围，他并不想煽动世界革命，不愿直接与西方对抗，而且一度相信依靠雅尔塔和波茨坦原则，苏联的安全目标就可以与西方协调起来。面对与西方关系日益紧张的状态，斯大林甚至不知所措。还有学者提出，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外交行为是古怪的和反复无常的，苏联的对外政策没有明确的目标，是“盲目的”，“毫无内在联系的”。在笔者看来，同其他政治家一样，从本质上讲，斯大林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或许他在年轻时信奉过马克思主义和世界革命的理念，但是当他真正掌握了政权以后，越来越成为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再见！世界革命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随着苏联对***德国的英勇抵抗逐步赢得了西方人的同情和支持，而丘吉尔这位当年呐喊着要通过武装干涉消灭布尔什维克的著名**高手，则率先表现出“不计前嫌”的政治家风度。然而，随着战事不断向着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发展，苏联与西方国家（首先是英国）之间的矛盾却不断暴露出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双方在战后世界安排方面出现的分歧。尽管苏联声明接受《大西洋宪章》的条款，并保证给予各民族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力，但该文件签署时没有事先征求莫斯科意见的做法，无疑是对斯大林的刺激。于是，在1942年初美国总统罗斯福设计联合国方案的同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则讨论了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决定成立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为首的“外交材料准备委员会”，研究有关战后世界政治和经济安排的种种问题。不过，在一些直接涉及苏联安全利益的关键问题上，斯大林此前已经有所考虑。早在1941年12月红军第一次转入反攻之后，斯大林便向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明确阐述了战后在欧洲重构边界，与英国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计划。苏联不仅要求恢复苏德战争前的边界，而且希望以寇松线为界得到波兰东部的领土（以德国领土为其补偿），把芬兰和罗马尼亚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承认把比利时、荷兰，可能还有挪威和丹麦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对于苏联在战后干涉、控制东欧和巴尔干事务的明显意图，艾登始终坚持毫不退让的立场，认为这一切需要等待和平条约的签订。在1942年5月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期间，英国的态度仍然十分强硬。经过艰苦的谈判，斯大林不得不同意在双方即将缔结的同盟条约中删去苏联关于战后领土要求的条款，为此而得到的回报是在条约中要写明英国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从进攻北非的“火炬”行动开始，经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到北非德意军队于5月13日全线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重大转折。为了促使英美军队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并让西方接受莫斯科关于战后安排的重要构想，斯大林毅然解散共产国际。解散共产国际就意味着莫斯科从战略的角度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主张，而这一主张恰恰是建立共产国际的初衷。从国家层面看，斯大林在其掌握权力后考虑的唯一问题，就是保障苏联的安全和发展，输出革命和鼓动**曾经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方式，但是在战争期间特别是战后，这种方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了。斯大林已经考虑并正在准备让苏联作为重要成员加入国际社会，加入一个既有约束力又能提供机会的体制，而加入这个体制的方式和前提是放弃革命的传统。1944年10月斯大林在与丘吉尔的著名对话中一语道破天机——丘吉尔坦诚地对斯大林说，“在1919－1920年时，全世界都因世界革命而吓得发抖”。斯大林毫不迟疑地回答说：“现在世界不会再吓得发抖了”，因为“苏联无意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建立广泛的“联合政府”从德黑兰会议，到雅尔塔会议，再到波茨坦会议，经过多次交流和反复交涉，苏联与美英终于构建起一个未来世界政治秩序得以保证的框架，这就是所谓的雅尔塔体系。在这个体系内，美、苏、英几个大国按照各自当时政治、军事力量之所及，划分了战后苏联在东方和美英在西方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对雅尔塔体系非常满意，他曾指着地图向其下属一一列举苏联在欧洲和亚洲获得的新疆域。无论就其形式还是内容来说，这一体系的构筑都符合俄罗斯传统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国家周边的广阔缓冲带来保证一旦受到战争威胁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回旋和准备。而这些都是与西方合作给苏联带来的好处。斯大林后来说“在战时最紧张的时候”，不同的制度没有阻碍美苏两国联合起来并战胜共同的敌人，“在和平时期，维持这种关系就更加可能了”。斯大林还表示，苏联“是有合作愿望的”。如果说解散共产国际主要是为了向西方表明苏联战后的政策取向，那么能够落实这种政策取向的具体做法和行动方针就是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以及莫斯科能力所及的地方，推动共产党与其他党派通过议会制选举建立联合政府，笔者将其概括为“联合政府”政策。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首先要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落实，特别是在那些共产党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战争结束前，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势力最大。到1946年，法共已发展到近100万人，意共则达到200万人。不仅如此，很多共产党还掌握着武装力量。在法国解放前已成立的71个省解放委员会中，共产党领导的就占半数以上。1944年2月1日，根据法共的倡议，抵抗运动各种武装力量统一为“法国内地军”，人数达50万人，其中法共掌握的义勇军游击队就有25万人。到6月，法共还建立并领导了人数众多的爱国民兵。1943年底，意共开始组织武装斗争，到1944年6月，北部各游击队合组为“自由义勇军”，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下设立统一的总指挥部，人数据称有40万，其中意共直接领导的“加里波的游击队”也有25万之众。然而，既然是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苏联坚持主张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应该放下武器，以合法身份进入政府。1944年10月23日，苏联与英、美政府同时正式承认了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11月19日，斯大林接见了长期侨居国外的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斯大林指出：必须与社会党建立起****，以便开展政治斗争。至于手中的武器，斯大林说：“应当考虑到目前法国已有了为盟国所承认的政府。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人很难拥有平行的武装力量。”斯大林强调，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起来”。这个政治组织的纲领，“首先应当包括恢复国家经济和巩固民主”。对意大利的政策大同小异，当意共领导人要求维克多-艾曼努尔三世国王立即退位，还要求巴多利奥元帅的政府必须辞职时，斯大林则建议彻底修改意共的这个政治方针：（1）不要求国王立即退位；（2）共产党人可以进入巴多利奥政府；（3）主要致力于在反德斗争中实现和巩固统一。陶里亚蒂离开莫斯科后，苏联政府便宣布与巴多利奥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于是，陶里亚蒂一回到意大利就提出：墨索里尼垮台后，意大利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建立“以巴多利奥为首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民主政府”。建立“民主”的东欧在苏联的周边国家，情况有些不同。西方承认了苏联在其所占领的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势力范围。不过，雅尔塔会议通过的《被解放的欧洲国家宣言》规定，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为了保证与西方的合作，斯大林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即在这一地区推行选举制和“联合政府”政策。保加利亚是战后欧洲共产党控制政府的第一个国家。1944年9月5日苏联突然向保加利亚宣战以及三天后的顺利进军，导致保政府迅速瘫痪。由季米特洛夫和科拉罗夫在莫斯科遥控，以工人党为首的爱国阵线借此机会成功地发动了不流血政变，并成立了以格奥尔吉为总理的祖国阵线政府。通过对军队及政府各部门的清洗，工人党迅速控制了权力。接近1944年底时，工人党在爱国阵线委员中的比例已达54%。在84个城市中有63个市长，在1165个村庄中，有879个村长是由工人党员担任的。然而，工人党的做法引起了莫斯科的不满，斯大林批评道：“共产党人的调子太高”，不久，斯大林直接告诉保加利亚共产党：“当我们认为建立苏维埃政权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时，这也许是错误的。也许其他方式——成立民主共和国或在一定情况下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也能实现社会主义。”到1945年夏天，为抗议工人党企图垄断权力的做法，反对派提出推迟选举，并得到美英等国的支持，对此莫斯科再次让步。推迟选举以后，斯大林接见保加利亚工人党领导人时再次告诫说：“你们应该提出这样的观点，没有反对派，任何一种政府都不可能是民主的。”至于国家的发展方向，斯大林指出：“不要忘记，在你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可能会有所不同——通过议会。这条道路很漫长，但实现的目标是一样的。”波兰对于苏联来说“生死攸关”，正如斯大林与丘吉尔争论时所说，是否能够控制波兰，对英国只是国家荣誉（面子）问题，对苏联则是国家安全（生死）问题。所以，斯大林才亲自张罗成立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并以此作为未来国家政权的基础。但斯大林也说，“苏联政府丝毫无意干涉波兰的内部事务”，“波兰将存在什么样的制度，不论是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还是宗教制度，这是波兰人自己的事”。苏联人只是希望未来的波兰政府“能理解并且珍惜与它东边邻国的良好关系”。苏联甚至同意吸收流亡伦敦的米科拉伊奇克参加政府。作为反对派，米科拉伊奇克及其农民党的影响也很大，并在英国的支持下，与执政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此，共产党和社会党都感到一种政治危机，共产党甚至主张把米科拉伊奇克从政府中排除出去。面对波兰紧张的政治形势，1946年5月23日，斯大林与波兰总统贝鲁特（共产党）、总理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社会党）举行了会谈。在详细听取汇报后，斯大林回答了波兰人提出的问题。关于要不要实行******的问题，斯大林虽然认为波兰的安全机关还很薄弱，但明确指出：“波兰没有******，那里不需要******”。至于如何对待米科拉伊奇克，斯大林指出，农民党代表的是“***的反对派阵线”，而“波兰的民主阵营没有反对派也不行，这个阵营需要合法的、听话的反对派，也就是以合法的手段批评政府但不从事推翻政府活动的那种反对派，这样的反对派对波兰的民主阵营是有利的”。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同反对派“达成协议”。“在未来的议会中，应该提出给米科拉伊奇克的党25%的席位，给科瓦利斯基的党15%的席位”。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拒绝合作，“当然有必要采取镇压措施，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从肉体上消灭他的党的成员，因为这个党是合法的”，而“应该从政治上孤立”他们。当虚张声势遇上反应过激二战后的苏联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了一个世界大国，然而，由于战争的极大破坏和损失，苏联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却面临着极其艰巨的任务。这自然就需要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以求得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就苏联的经济实力而言，当时也无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抗衡。同时，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苏联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证，至少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在战后世界的势力范围是通过与西方盟国的国际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的考虑，苏联对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与西方合作的基础之上。然而，苏联几十年来一直处于****世界的包围之中，在国际事务上受到压抑和歧视的“孤岛”心态，以及由于日俄战争失败而形成的俄罗斯复仇心理，使战后的斯大林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苏联从此可以参与主宰世界命运了。于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地缘政治利益的摩擦注定这种合作难以持久。苏联与西方的危机首先发生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尚未予以确定或调整的地区，这突出地体现在土耳其和伊朗。而正是对这些地区，斯大林表示出一种投机心理和有限扩张的意图。1945年6月21日，苏联国防委员会（GKO）下达第9168号命令，决定对伊朗北部石油资源秘密进行研究，同时对已知油田进行打井和开采。7月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给巴基洛夫下了一道指令：为在伊朗建立一个阿塞拜疆自治区并在北部各省开展分离主义运动做准备，拟将伊朗人民党阿塞拜疆支部改建为“阿塞拜疆民主党”，吸引各阶层支持分离主义者加入，并在伊朗北部给库尔德人做适当工作，以建立一个库尔德民族自治区。于是，苏联与伊朗的关系马上紧张起来。伊朗政府则在安理会控告苏联。在美英的压力下，斯大林于3月24日命令：苏军按照先前的承诺，在5月10日前完成撤军。失去苏联支持的伊朗民主党的武装斗争和库尔德自治运动很快就被政府镇压下去了。伊朗危机刚刚过去，土耳其危机却悄悄逼近。1946年8月7日，苏联发出照会，要求对“黑海出海口的控制权”。与此同时，苏联还向苏土边界地区调动军队，并实行军事演习，以施加压力。莫斯科的行动立即引起土、美、英的强烈反应，警告和抗议照会接踵而至，美国不断向地中海增派海军力量，土耳其也实行了全国动员。面对如此紧张而严重的局势，斯大林决定知难而退。如果伊朗、土耳其被莫斯科咄咄逼人的架势所震慑，而英美对此稍有疏忽，斯大林就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额外利益。但是无论如何，苏联此时的基本外交战略还是与西方合作，对于眼前利益的争夺当然不能影响长远的和战略的利益。所以，当美国以认真和严肃的态度介入后，斯大林立即采取了收缩的方针，即使失去对地中海通道的控制权，牺牲伊朗民主党和大好的“革命形势”也在所不惜。“遏制”政策与对抗的重启西方对苏联行为产生如此激烈的反应是斯大林始料未及的。偷鸡不成蚀把米，苏联的威胁没有镇住伊朗和土耳其，反倒招来西方势力的联合对抗。正是战后苏联在其周边地区广泛追逐政治和经济权益的外交行为加强了西方国家的集团意识，加快了西方国家反苏联盟的形成，特别是对苏政策的调整。与此同时，苏联人也在布局。就在苏联从伊朗撤军后不久，1946年5月底和6月初，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的谈话中，正式提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的想法。铁托访问莫斯科后所写的记事手稿中，也记载了有关成立某种共产党国际组织的事项。1947年，西欧几个国家的共产党相继被赶出政权，作为各国共产党的领头人和****运动的中心，克里姆林宫竟然失去了与西欧大党的联系，并因此处于被动和尴尬的地位。这一连串事件使斯大林颇为恼火。于是，通过建立某种机构和加强协商以避免各国共产党摆脱莫斯科控制的问题，便刻不容缓地提上了斯大林的议事日程。6月4日，斯大林在同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谈话时，建议创办一份各国共产党的共同刊物，并提出为此应召开一次有各国共产党参加的会议。1947年，美国驻英国大使路易斯·道格拉斯、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讨论问题1947年6月5日在哈佛大学提出的援助欧洲计划则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建立起一个欧洲反苏集团，其中最令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国试图通过马歇尔计划把东欧国家纳入西方势力的影响之下，并以援助德国西战区的方式重新武装起一个俄国的宿敌。为了确保东欧国家能够与苏联组成强大的对抗西方的利益集团，斯大林首先需要统一和规范东欧各党和各国的行动。当苏联决定对马歇尔计划进行抵制后，立即于7月8日和9日向东欧各党领导人发出急电，“建议”他们拒绝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不得向会议派出代表团”。对热衷于参与马歇尔计划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斯大林则把这两个国家党的领导人召到莫斯科，严厉训斥并迫使他们屈从于苏联的主张。为了抵制马歇尔计划，加强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和控制，苏联政府在7月10日至8月26日分别与保加利亚等6个东欧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开始实行所谓的“莫洛托夫计划”。如果说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导致其对外政策的全面改变，那么莫洛托夫计划则巩固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把这些国家的经济纳入了苏联模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与西方****世界相抗衡的苏联东欧经济圈，奠定了苏东集团的经济基础。苏联调整其对外战略在形式上的表现就是成立了一个新的欧洲共产党协调中心，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到8月27日，莫斯科最后明确了建立新的国际机构——情报局的构想，其使命是重建共产国际时形成的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利益必须绝对服从联共（布）利益的那种隶属关系。不过这次的重点是在欧洲，斯大林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这种政治组织形式加强对东欧各国以及欧洲各党的控制，“以情报局形式建立与会各党的协调中心”。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在情报局成立大会上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表述了苏联领导人确定的新纲领。这一纲领的中心命题就是断定社会主义和****两个阵营对抗的局面已经形成，情报局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对欧洲共产党内部的整肃，协调各党行动，制定共同的路线和策略，在莫斯科的统一号令下，开展反对以美国为首的战争贩子和奴役欧洲计划的斗争。会议形成的政策性结果有两条，即在东欧各国取消各党的民主联合政府，而成立清一色的苏维埃政权；批判法国和意大利党仍然固守的合法斗争策略，而主张通过罢工等革命行动与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斗争。特别是苏联在会议上提出的“两个阵营”的理论表明，在马歇尔计划之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已经完全脱离了大国合作的轨道，而走上了与西方进行集团对抗的新路。至此，美苏双方不仅发表了冷战宣言，而且确定了冷战政策，冷战格局终于在欧洲形成。不过，这里还有必要指出，就其职能而言，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附属物，尽管情报局在组织形式上有别于以往的三个“国际”，仍可被看作是共产国际的替代品，但就其目标而言，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说共产国际的纲领是推动世界革命，领导各国共产党彻底消灭****制度，那么情报局则只是要求放弃与美国的合作，在欧洲的范围内组织共产党抵制和防御西方的进攻（至少在莫斯科看来，马歇尔计划是美国进攻战略的开端），而且只能按照苏联认可的时间和地点采取行动。1948年6月爆发的柏林危机也是这一方针的体现：斯大林为表示对英美处理德国问题的不满，煞有介事地封锁了柏林，好像是要与敌人展开决战，但美国采取全面反封锁的强烈措施不久，苏联便知难而退，认可了西方的所作所为。这说明，斯大林只是想做出一种强硬的姿态，表明立场，迫使西方承认苏联已经取得的势力范围，保证苏联的安全和既得利益，而并非要对****世界发动全面进攻——这与美国的“遏制”理论确有异曲同工之处。对于莫斯科的这个目标，不仅“自由世界”的政客们当时做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就是在共产党内部也产生了种种误解。铁托正是因为在建立巴尔干联盟、援助希腊游击队等问题上擅自采取了一系列激进措施，而触怒斯大林，成为共产党情报局的第一个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