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对中国的态度（索尔仁尼琴为何对中国不友好）

本文目录

• 索尔仁尼琴为何对中国不友好
• 中国为何没有索尔仁尼琴
• 李建宏：为什么有一批中国人不许我批判西方民族的
• 索尔仁尼琴是俄国的“良心”，中国的“良心”是谁

索尔仁尼琴为何对中国不友好

几年前《大国崛起》在国内热播，其中讲到俄罗斯崛起的源头，那就是彼得大帝决定向欧洲学习。彼得大帝将地理上更加靠近欧洲的彼得堡做为首都，亲自到欧洲微服考察，引进欧洲文化，强令俄罗斯贵族剪掉野蛮的大胡子，要像欧洲一样文明地刮胡子等等。索氏的观点与中国的《大国崛起》完全相反，他认为，彼得大帝的“西化”也错了。那么，索氏是要回到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罗斯吗？也不完全是。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罗斯东正教，在索氏看来，依然是“西化”。的确，东正教来自与东罗马，从源头上说，来自于罗马帝国，也属于“西化”。这一切都是索氏反对的。但是，在东正教之前的俄罗斯传统究竟是什么？难道是成吉思汗后裔建立的金帐汗国？也不是。于是，索尔仁尼琴左右开弓，要回到俄罗斯传统，结论上虽然如此，但是在本质上依然令很多学者困惑。有国内学者指出，索氏要回到的俄罗斯传统，是俄罗斯教会集权之前的宗教传统，即“向后看的反专制”，在俄罗斯教会集权形成后，这一传统被称为“分裂派”。我认为这一追根溯源的研究的确很深入，但有点太深入了，反而显得过于复杂而找不到答案。索尔仁尼琴的确有**远瞩的地方。他很清楚地看到，西方现代文明几百年来的发展过程，它的本质和表现，不管是左派的社会主义还是右派的****，都无法解决人类的根本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索尔仁尼琴不像一个文学家，更像是一个历史学家。当代很多一流的历史学家都看到了这个问题，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例如汤因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但是，西方文化不行，什么才行？索氏与汤氏、斯氏等人的区别在于，汤氏、斯氏等西方历史学家都认为，出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索氏不愿接受这个结论。于是，他只能在俄罗斯的历史中游荡。事实上，索氏倾毕生精力完成的《红轮》，开篇引用了另一位俄罗斯学者赫尔岑的一段话，已经表达了他的心态：“只有斧头才能拯救我们，别无其他，只有斧头……俄罗斯在呼唤斧头”。因此，索尔仁尼琴反对“西化”的左右派，却在俄罗斯的传统中游荡，找不到落脚点。他在《红轮》最醒目的位置所引用的这段话表明，他不过是回到了一个民族主义的立场，这也是他与普京能走到一起的原因。然而，民族主义很难成为全世界的共同价值，只能具有历史阶段性的意义。全人类的共同和谐，很难借助民族主义，索尔仁尼琴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我们才会理解，索氏为何会对中国很不友好。索尔仁尼琴曾经说中国是军国主义，说中国有扩张野心，妄图占领整个西伯利亚，他提出要预见与中国的可怕战争，指出对待中国要寸土不让，等等。当年李敖曾经批评索氏是“二流货”，但李敖的批评在我看来也没说到点子上。索氏批判一切西方文化，但在自己的俄罗斯文化范围内，找不到可以取代西方文化的资源。遍观世界，汤因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是有真知灼见的，他们认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拯救世界。索氏只不过是不愿承认而已。我认为，索尔仁尼琴对中国的不友好，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嫉妒。他想回到俄罗斯的传统，但俄罗斯的传统的确没有多少“非西方”的东西。把俄罗斯传统中“西化”的内容剔除干净，索尔仁尼琴几乎找不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即便有，本质上也只相当于中国传统的初级模仿版。我之所以说索尔仁尼琴的左右开弓对于中国有特殊含义，一是因为，在我们看来，俄罗斯也是“西化”的一部分，但索氏却不承认。二是，国内学者金雁、秦晖在《红轮》一书的长篇序言中指出，索氏与中国的“新儒家”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个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新儒家与索氏面临类似的困境。索氏在俄罗斯传统中找不到落脚点，是因为俄罗斯自身的文化传统剔除“西化”内容后，所剩无几。对于中国来说，则恰恰相反，不是太少，而是传统太丰富。新儒家提出中国要回到传统，问题在于：回到哪里？是前三十年，还是蒋介石时代？还是北洋政府时代？还是康乾盛世？还是郑和“七下西洋”？还是忽必烈幅员辽阔的国土？还是宋朝的文人政治、经济繁荣？还是汉唐气象？还是秦始皇帝？还是三皇五帝？在这有必要强调一下，回到传统应该理解为是传统的理念，而非传统的形态，就好比肯定秦始皇的价值，并非要求用篆体写字。所以，中国似乎有太多的选择，而索氏回到俄罗斯传统几乎没有选择。因此，索氏最终的民族主义选择，只是一种感情，而非理性。索氏批判左右“西化”是有价值的，但是，批判不能等同于构建，索氏最终因为没有文化的着落而成为民族主义，也因为他成为民族主义而更加找不到文化的落脚点。索尔仁尼琴的鸿篇巨制《红轮》从西元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写到西元1945年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包含了俄罗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从而也凝聚了索氏最重要的思考成果。索尔仁尼琴的这种思考，决定了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而是一个思想家。至于索尔仁尼琴的思想最终能否成为属于全人类的真理，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目前的中国人来说，阅读索尔仁尼琴的《红轮》，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看看这个“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个“顽固、孤独和好战”的斗士，这个具有“先知的力量”和强烈宗教道德感的“社会良心”，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充满争议”。

中国为何没有索尔仁尼琴

中国政治体系的完整。索尔仁尼琴是一座桥梁，把一度几乎被泯灭的俄罗斯传统人文精神和被十月革命中断的俄国历史连结起来。没有索尔仁尼琴所代表的这种精神，俄罗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历史性回归，再生，重建和复兴是不可能的，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我们的政治体系非常完整，不需要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先驱为我们复兴。

李建宏：为什么有一批中国人不许我批判西方民族的

李建宏:为什么有一批中国人不许我批判西方民族的劣根性由于批判一些中国传统陋习，我得罪了一大批封建传统卫道士。这些人中，认为中国传统好得很、不该批者有之，认为批判中国传统就是不爱国者有之。我以为，一个不能正视本民族缺点的民族不是一个成熟与理性的民族。但是，从现实的角度看，只有修养极佳之人才能对善意的批评持“闻过则喜”的态度。对大多数人来说，听到对自身、自家或本国、本族的批评，心中涌出不快之感，甚至持抗拒态度，尚属于正常现象。故这些不许我批判中国文化的人，只是让我感到可悲而已。然而，最近我发现竟有这样一批中国人:当我批判中国传统时，这些人得意之色溢于言表。他们似乎深怕我对中国批评得不彻底，故常常添油加醋、煽风点火。他们对我的用词“弱点”、“缺点”表示强烈不满，一口咬定中华民族具有劣根性，似乎把中华民族贬得越低，他们越高兴。其对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蔑视以及对西方文化的谄媚已远远超过了当代西方最铁杆的种族主义者。殊不知其对中华民族的鄙视就是在其所顶礼膜拜的西方也定会被当作种族主义来加以批判。以前，我一直以为这些人和我一样，口里发出的每一句不满都是由于对祖国恨铁不成钢般的爱。然而，事实证明我是大错而特错了。当我近来将批判的矛头越来越多地指向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时，我才发现我是触动了一些人最敏感的神经。这些对本民族文化异常刻薄的中国人却将批判西方文化视作大不敬。他们满腔义愤、使出浑身解数与我争辩不休，在我列举的大量事实面前亦死不改悔。其对本民族和异民族文化的早已丧失客观性的褒贬令我怀疑其是否理性尚存。其誓死捍卫西方民族尊严的勇气和斗争精神更令我感慨万千。我无论如何不能明白，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使得这些中国人做出如此违反常规之举?其实，我丝毫也不否认在很多方面西方比我们先进，西方文化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可是，难道比我们先进的民族就没有劣根性了?就是完人了?没有任何改进的余地了?西方社会的发展已经达到人类历史发展的顶点了?就不许人批判了?难道西方的有识之士对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的批评都是无的放矢了?俄罗斯文学大师、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称号就曾尖锐指出“西方文化本身是虚弱而堕落的，也是需要拯救的”。所以，那些只许批判中国文化不许批判西方文化的中国人，让我觉得可憎!

索尔仁尼琴是俄国的“良心”，中国的“良心”是谁

索某后来对自己当年的行为感到后悔。在他配合西方的煽动下，一个强大的国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四分五裂、人民生活一落千丈的土地。这样的良心，中国没有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