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弗里德伦茨（德语课的作者简介）

德语课的作者简介

西格弗里德·伦茨：1926年3月17日在东普鲁士的Lyck城出生的作家，不仅仅创作出关于他的故乡马祖里的美丽故事，而且成为德国战后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年轻时，西格弗里德.伦茨从东普鲁士被驱逐出来；之后，他去了汉堡，在那里他学习研究了哲学、英国语言文学和文学。最初，他以在全国性日报——《世界报》的副刊做来维持生计。他一直定居于汉堡。 伦茨是一位针砭时弊、笔锋犀利的小说家、戏剧家和广播剧作家。现代人的孤独、失败、责任感、过失以及考验都是他创作的源泉。他所写的《Deutschstunde》是德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最成功的长篇小说之一。

伦茨的名作赏析

赏析德国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的《德语课》一、作者简介以及《德语课》内容简介Siegfried.Lenz（西格弗里德.伦茨），联邦德国小说家、剧作家。生于东普鲁士吕克的税务管家庭。17岁被征入伍当水兵，在丹麦驻留期间逃进森林，摆脱追脯，战争结束时年仅19岁。战后在汉堡大学攻读哲学、英国语言文学和文学史。1950年任《世界报》副刊，1951年起专事文学创作。为四七社成员，曾获豪普斯特曼奖，所作小说多揭露***主义的罪行，批判社会黑暗。**作长篇小说《空中群鹰》（1951）、《激流中的人们》（1957）、《满城风雨》（1963）、《德语课》（1968）等都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以及战争责任等问题表达了其所思所想。在创作中，他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福克纳和海明威等文学大师的影响，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也不赞成艺术为政治服务，而是主张艺术为道德服务，认为作家应该直面现实，做揭露社会弊端和表达人民疾苦的代言人，对历史的教训进行深刻地反思。长篇小说《德语课》取材于德国著名画家埃米尔.汉森在纳粹统治时期被禁止作画这一事实事件。由德籍作家Siegfried.Lenz（西格弗里德.伦茨）创作于1968年。故事发生在1945年。西吉因“盗窃”艺术品被关进了少年***，被罚写一篇名为“尽职的快乐”的作文。这让他想起了诸多往事，其父耶普森任警察，1943年奉命监视画家南森，禁止他继续作画。耶普森忠实地执行命令，西吉却背着父亲保护艺术品，把父亲撕碎的南森的画恢复成原状，藏在一个废旧的磨房的“密室”里。不久，警方借故抓走南森时，画家偷偷地把一幅画塞给了西吉。战争即将结束时，耶普森在院子里烧毁各种文件材料，英军赶来，抓走了耶普森，西吉从火堆旁抢出一卷纸，就是父亲从南森那里没收的画稿。三个月后，耶普森仍回小镇任原职，时代早已不同，但他仍执行原来的命令，即把南森的画稿烧掉。一天，西吉的“密室”突然起火。自此以后，西吉更觉得这些艺术品处于危险之中，需要他去救护，最后发展到病态的地步，以致于在南森的画展上“盗窃”艺术品。西吉认为自己是在代替父亲接受惩罚，因为人们不想审判自己，就把孩子关到***。西吉的作文写了厚厚的几大本，***表示满意，准备释放他。他却面临着对未来的困惑，彷徨不知所从。二、赏析《德语课》其实，赏析一部普通的文学作品是不难的，因为其中大多是可循的文艺创作规律的痕迹，但是像《德语课》这类题材典型且思想深刻的作品，赏析起来就不是这么容易了。这就像中学里老师分析鲁迅的文章一样，常常要求学生结合其时代背景去阅读，方才有所收获。翻开《德语课》，钱定平先生的序言已经是精彩之极了，通过他的序，读者已能够掌握故事的来龙去脉了。然而精彩的只是钱先生的议论，故事本身却令读者预感到难以解读。不过，真正开始阅读以后才发现，这故事并非想象中难以消化，而是带给读者诸多的启发和思考，下面就来具体地鉴赏与分析一下这部《德语课》。首先，该作品给读者的第一印象便是战争时期下紧张的父子关系。无疑，作品中西吉与耶普森（西吉之父）的父子关系谈不上是良性的，到最后甚至是走向决裂的。但是，真的走向决裂了吗？《德语课》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走向决裂。其一，是因为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即使像西吉的哥哥最后离开家乡也无法摆脱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影响，虽然他们不认同自己的父亲，但他们骨子里还留存着茹格布尔警察的影子；其二，是因为在这种血缘关系下，为了避免被父亲同化，从而选择了完全相反的道路，这从西吉在二战时期的表现中我们便可了解到这一点。其实，父子的性格是相像的，在文中，西吉的父亲是一个自卑、古板且做作的角色，从他对自己妻子表现出的那种想亲近，而又羞于表达的样子便可见一斑。他的这些性格对他的自我表达和对别人的理解都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他恰恰和贝多芬相反，贝多芬也是不擅于用语言表达自己，也无法理解别人，因此其性格显得暴躁，和这种“暴躁”相反的茹格布尔的警察却格外的（用西吉的话说是）“安静“。但是，为什么西吉没有选择对父亲的认同呢？显然，他长期地受到了画家的影响。文中的画家并不像人们印象中艺术家的形象那样，对于人情世故一无所知，而是极其懂得让周围的气氛变得和谐起来。在这种积极的影响下，西吉眼中的色彩也不得不变得和画家画作里的色彩一样丰富起来，充满了对于生活的洞察力。于是，禁画令这条导火线最终引爆了西吉与父亲、警察与画家之间的互相渗透的“战争“。对于警察与画家之间的“战争”读者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儿子由于对父亲的不认同而为画家提供的帮助表现出父子之间一种奇特的“拧”着的关系。父亲以为派儿子去“监视”画家就是“父子兵”了，儿子却在背地里帮着画家。至此，读者完全有理由相信，警察发现了儿子对画家提供的种种帮助，但为什么直到西吉被捕之前始终没有点破这一层呢？是因为他根本没把儿子做的事情放在眼里，还是儿子向画家提供的那些帮助更触怒了警察，反而使其加深了对于画家迫害的愿望呢？显然，这其中两者兼而有之。警察在战争时期是家里的顶梁柱，无论是体魄、头脑还是人生阅历，西吉不可能是自己父亲的“对手“，或者说能够阻止父亲，又或者能有效地帮助画家。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在作家的笔下，茹格布尔的警察就像当年二战前期的希特勒大军一样坚不可摧。但是实际上，作家并不是要通过“一堂德语课”来告诉读者关于二战的历史，而是试图通过二战的发生，去捕捉并揭露那些**现出的人性本质，在这里，被作家放大的是人性中的阴暗面，即嫉妒与占有欲。也许，对于《德语课》最多的评价是关于历史意义的，但是展现已成为过去的历史，正是为今天和明天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借鉴，这也正是许多同类作品的现实意义所在。作家在这里给故事提供了一个大环境，即二战。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人们表现出的人格为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提供了事实依据，这正像我国在反***战争中、抗击“非典”的行动中、抗洪救灾的行动中以及抗震救灾的行动中发展的那些火线入党的党员们一样，只有在大灾大难或者涉及面广影响程度深的历史事件中才能看到人的本质，或者说人们选择表现出来的那些品性。因此，那些优点和缺点就不是孤立的了，而是某种人格的两个方面，就像黑白、是非等反义词组的存在一样。有了这样一种视角，我们再继续来“上”《德语课》。于是我们就不难发现，警察在故事中是受到尊敬的，人们正是因为他的职业以及其“恪尽职守”的工作作风而尊敬他。这个时候，他和画家是好朋友，直到他多次向画家提醒那条禁令之前，他都没有表现出或做出后面那些令他在战后无法面对自我的性格特征。开始时，他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一方面画家是自己的朋友，他不想使双方因为禁令而感到难堪；另一方面，他的职业要求他必须向画家宣布这条禁令，如果无视禁令不仅会使自己惹上麻烦，同时他也会像西吉那样无法原谅自己没有尽到一名警察的责任。但是遗憾的是，禁令不管以什么方式宣布都会给双方带来尴尬甚至矛盾。在警察的一再劝说下，画家始终不肯放弃作画，这时，警察开始陷入个人情绪之中，执行禁令已经变得刻不容缓，如果再不真正地执行禁令他将失去在当地的威严的地位。禁令代表着威严，只要执行了禁令那么他，茹格布尔的警察就有了自己的威严。然而不仅如此，他更是对画家日益增长的“人气”产生了嫉妒。凭什么别人都得屈服的禁令，你一个画家就可以“逍遥法外”？还能得到别人的同情甚至是敬意？在这种心理下导致的结果就是，警察对于画家不断的迫害，直至画家被压送进了监狱。但是事情没有结束，1945年德国终于停火了，可是茹格布尔的“战争”始终没有停火，而是愈演愈烈，直至警察把画家的工作棚给烧了。这正是作家要在此提出的关键性的问题，即对于战争的反思。文中，通过西吉的作文《尽职的快乐》表现了作家对于战争，特别是对于二战的反思提供了的两类人物。第一类，就是警察耶普森。文中，所有的人包括画家，都认为战争已经过去了，以前的事不用再提了，虽然他没有直接向警察这样表示，但是大家觉得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然而，画家的工作棚还是被点燃了，而且是在自己的儿子面前肆无忌惮地做的。看到这里，毫无疑问，警察走进了极端。但是为什么就极端了呢？因为他无法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他先前的“恪尽职守”在英军开到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其本身所有积极的意义，已经不再是为人们所称道的优良的品质，而变成了“犯罪的外衣“。可是他又无法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发现自己再也不想去面对画家了，因为直到“誓死抵抗”时，他已经全然失去了“威严“，没有人再与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了，他变得孤独，或者说因为自己的顽固脱离了群体而被孤立出来。这时，自卑的心理使他变得更加狭隘，而且画家在战后又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这所有的一切促使他做出了一个选择，那就是只有继续执行禁令才能活得轻松一点，哪怕失去了所有的人。这就是西吉“说的“：大人们不愿审判自己，而把烦恼（指西吉自己）装上快艇送往少年***。就像前文中提到过的，西吉虽然做着与父亲的愿望相反的事，然而这都是他从警察那里继承的性格使然。于是，作家替时代归结的第二类人群，西吉，即警察们的年轻后代们便跃然纸上。文中的西吉内向、沉默、不多话，但是倒并不怕生。由于受到画家的影响，从而对身边的事物总是充满好奇，还加以观察与思考，然后得出一些令自己感到满意的结论，而《尽职的快乐》这篇作文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在这里，作家通过西吉反映了当时年轻人的不知所措。其中有两层关系，第一层，“西吉”们不知道要如何来看待“警察”这样的家长，正如西吉自己一样，惧怕着父亲洞察一切的“透视眼”和那份犯罪时“安静”的神态。这些是他无法抵抗的，除了逃跑，他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办法能够躲避父亲的“视线“；另一层，即怀着这份恐惧他觉得任何地方都不足以安全地保护自己。其实，这些情绪与思绪的体验是表层的，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自卑，是那种本来引以为豪的优秀的民族品质遭到了外人与国人自己的普遍质疑而产生的深刻的自卑感。于是我们看到作家从《德语课》出发的不仅仅是寻求尽职的新的定义，更是提出了“我们还要不要尽职？”这样的问题。因为曾经的“尽职”引起了如此浩大的人类灾难。面对这样的问题，“西吉”们把原因归结为不愿自我审判的警察们。但究竟还是否需要“尽职”呢？显然，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如果德国人没有在非反动权力的领导下恪尽职守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今天日益强大的德国；就不会有今天令人钦佩的德意志民族，而且我们可以猜测到，德国民众一定从类似《德语课》这样的文艺作品中反思了每个人自己的二战史，把文艺作品当成一面镜子，照出自己曾经的、直到“照”之前还不愿承认的“丑陋“，这是需要勇气与决心的，从德国总理面对死难者的下跪，我们便可以得到答案，那些“茹格布尔的警察们”终于从内心深处承认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孽。那么，今天看《德语课》的意义何在呢？或者说作家通过作品做出的那些对于二战的反思和对于人性的剖析对于今天的我们还有什么作用呢？显然，作用是很大的。如果这样的作品再早一些传入我国，或者得到普遍的阅读与理解，那么我国的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或许是可以避免的。《德语课》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面镜子，是一面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中道德体系的镜子，有了这面镜子，人们不管在何种社会环境下都能照见自己灵魂的本质、真正的面貌，从而加以改正或者起码也得加以压制，别让自己灵魂中的阴暗面给周围的人带去伤害。其实，这也正是所有优秀的文艺作品的共性所在，不管作品的主题是什么，爱情、犯罪、写实等等，虽然写的主题不一样，但是行文一定是源自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在主题的周围围绕着千千万万实际生活中的场景、人物性格、社会结构和文化习惯。而这些侧面恰恰就是镜子，让每个人照一照自己，究竟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或者在相似的场合中自己是否会做出与某些角色同样的事情，如果是好事情，那当然太好了，但是如果那是些利己不利人或者既不利己又不利人的事，那多少会对相应的读者产生一定程度的触动，毕竟能够阅读这些作品的人在灵魂深处还是具备自省的能力的，显然，《德语课》就是要达到，实际也达到了这样一种社会教育的目的，因此，它才可以在今天这样一个和平年代依然能够遇到许多能与其产生共鸣的读者。同时，这部作品也向世人提供了颇多的启迪和警示，因为只有在更彻底地对战争和在战争中逼现出的人性本质进行反思后，我们这个世界才有可能真正地实现永久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