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里肖夫效应的蒙太奇手法（影视蒙太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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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视蒙太奇
• 蒙太奇手法从何而来简介下

影视蒙太奇

关于影视基本特点的介绍。 对“ 蒙太奇 ” 这种影视独特表现方式的了解，将有助于我们更充分地感受影视艺术的独特魅力，获得更深刻的审美享受。“ 蒙太奇 ” 是影视艺术构成形式和构成方法的总称，它是影视结构情节、创作形象的独特表现方式。 蒙太奇式法语 montage 的译音， 原是法语建筑学上的一个术语，意为构成和装配。 后被借用过来，引申在电影上就是剪辑和组合，表现镜头的租接。 蒙太奇手法的应用，给电影注进生气和活力，使平常的画面组合成无穷的内涵，给观众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 可以说电影中蒙太奇手法的应用，是电影历史上的一场重大革命。对蒙太奇的 “ 技术理解 ” ：影视叙事的手段电影的基本元素是镜头。 连接镜头的主要方式、手段就是蒙太奇。 在连接镜头场面和段落时，根据不同的变化幅度、不同的节奏和不同的情绪需要，可以选择使用不同的连接方法， 例如淡、化、划、切、圈、掐、推、拉等。通过蒙太奇手段，电影的叙述在时间空间的运用上取得了极大的自由。 一个化出化入的技巧，或者直接的跳入，就可以在空间上从巴黎跳到纽约，或者在时间上跨过几十年。 而且，通过两个不同空间的运动的并列与交叉，可以造成紧张的悬念，或者表现分处两地的人物之间的关系，如恋人的两地相思。不同时间的蒙太奇可以反复地描述人物过去的心理经历与当前的内心活动之间的联系。 这种时空转换的自由使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小说家表现生活的自如。蒙太奇论是20世纪20年代，爱森斯坦以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辩证法为依据，提出的研究电影特性的系统电影美学理论和实践原则，亦泛指世界电影有关剪辑和分镜头的理论，后主要指以库里肖夫、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维尔托夫等人为代表的苏联电影蒙太奇学说,尤指爱森斯坦的“冲突论”和普多夫金的“组合论”。 　蒙太奇的理论和实践是先锋精神与革命意志相结合的产物。经过十月革命洗礼的俄国电影家，积极投身电影创作实践,努力运用电影的武器鼓舞群众,宣传革命。同时，在20世纪初的先锋派艺术的影响下，尤其受未来主义和构成主义的影响，他们注重探索崭新的电影语言,创立了蒙太奇理论体系。 爱森斯坦的蒙太奇论强调“斗争和冲突”的特性:“由两个元素的冲突而‘涌出’特定概念”,揭示了并列镜头的内在冲突可以产生第三涵义:即对物象或事件的评价。普多夫金的理论坚持蒙太奇只是电影现实主义的一一个手段，主张在影像的自然流程中组合镜头，构成隐喻。库里肖夫论证说，外部动作的中性镜头，借助造型手段和蒙太奇组接，可以赋予未经化装和不加表演的演员的简单动作以不同的意义(参见“库里肖夫效应”)。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论”在肯定电影摄影机比人的眼睛更加完善，提倡捕捉生活的同时，强调蒙太奇的联想和组合功能(参见“电影眼睛论”),主张通过蒙太奇选定电影观察的最重要瞬间，按照联想性和节奏性原则组织素材，加强情绪感染力,并且通过文字和影像的蒙太奇，解释影片中的事件和政治涵义。爱森斯坦关于蒙太奇理论有一句名言：“两个蒙太奇镜头的对列，不是二数之和，而是二数之积。”用匈牙利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的话说，就是“上下镜头一经连接，原来潜藏在各个镜头里异常丰富的含义便像火花似的发射出来。”例如《乡村女教师》中，瓦尔瓦拉回答“永远”之后接上的两个花枝的镜头，就有了单独存在时不具有的含意，抒发了作者与剧中人物的情感。 爱森斯坦把辩证法应用到蒙太奇理论上，强调对列镜头之间的冲突。对于他，一个镜头不是什么“独立自在的东西”，只有在与对列的镜头互相冲击中方能引起情绪的感受和对主题的认识。他认为单独的镜头只是“图像”，只有当这些图像被综合起来才形成有意义的“形象”。正是这样的“蒙太奇力量”才使镜头的组接不是砌砖式的叙述，而是“高度激动的充满情感的叙述”，正是“蒙太奇力量”使观众的情绪和理智纳入创作过程之中，经历作者在创造形象时所经历过的同一条创作道路。 爱森斯坦的见解是与苏联早期对蒙太奇的狂热分不开的。库里肖夫认为电影的素材就是一段段拍下来的片段，演员的表演与场面的安排不过是素材的准备。 他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在一个没有任何表情的演员的特写后面接上3个不同的片段，第一个是一盆汤，第二个是躺着女尸的棺材，第三个是抱着玩具的女孩。据说观众看了就认为第一个片段表明特写的表情是想喝那盆汤，第二个片段表明的是沉痛的悲伤，第三个片段表明的是愉快的微笑。这显然是对蒙太奇作用的夸张，抹杀了表演艺术的作用。当时连普多夫金也说过：“一个镜头只是一个字，一个空间的概念，是死的对象，只有与其它物像放在一起，才被赋予电影的生命。”爱森斯坦甚至把蒙太奇比作象形文字，说蒙太奇有如象形文字中一个“犬”字加一个“口”字，叫“吠”，表示狗叫，两个名词的合成产生了一个动词。 爱森斯坦在从事戏剧活动时提出所谓“杂耍蒙太奇”，在舞台上失败后，又认为电影才是实现“杂耍蒙太奇”的场地。所谓“杂耍蒙太奇”就是运用强烈的，哪怕是离开情节结构的镜头、插曲或节目来达到抓住观众的效果，从而使其接受作者要灌输的观点。影视中的蒙太奇组接不仅仅指镜头的分切与组合，还包括影视创作过程的艺术思维方式。 在镜头见的排列、组合和联结中，体现着摄制者的主观意图。 因为每一个镜头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和与它相连的上下镜头发生关系，而不同的关系就产生连贯、跳跃、加强、减弱，排比、反衬等不同的艺术效果，还会产生各个孤立的镜头本身未必能表达的新含义来。 库里肖夫实验表明，单个镜头只是电影的素材，造成观众情绪反应的并不是单个镜头的内容，而是几个镜头连接后产生的意义。 作为最小时空存在的镜头单元，只有与其他镜头连接在一起，才体现出特定的意义内涵，才能产生新的概念意义。所以，不同的镜头组接在一起，可以产生各个镜头单独存在时所不具有的含义，如比喻、象征、对比等。

蒙太奇手法从何而来简介下

在鲍特的基础上,格里菲斯成为电影史上第一个自觉地使用 "蒙太奇"的人。在《道利冒险记》(1908年)中,格里菲斯创造了 "闪回"的手法;在《凄凉的别墅》(1909年)中,他首次应用平行蒙太奇,创造了著名的"最后一分钟营救"手法;在《雷梦娜》(1910 年)中,他创造了大远景;在《龙尔达牧师》(1911年)中,他用了极近的近景,并且发展了交替切人的技巧;在《屠杀》(1912年)中,他首次应用了移动摄影。 尽管格里菲斯有着上述一系列创造,并在《一个国家的诞生》 (1915年)和《党同伐异》(1916年)这两部杰作中,把他所创造的新技巧应用得非常纯熟,但却从来没有把他的蒙太奇方法条理化。 他似乎主要是凭直觉和一种不能言传的对电影手段的热爱来从事 创作,他从未表示过他意识到这些原则的存在。他认为蒙太奇只 是生动地表现戏剧故事的最有力的助手,把蒙太奇仅仅作为一种 技巧手段加以运用,从本质上说,他还没有理解蒙太奇的基本性质 和它的全部潜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电影工作者在分析了格里菲斯等人 的创作经验之后,根据新生苏维埃政权对电影艺术的要求,并在一 系列实验的基础上把蒙太奇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电影理论体系, 从而形成了苏联蒙太奇学派,代表人物是库里肖夫、普多夫金和爱森斯坦。格里菲斯主要集中于如何处理两个戏剧场面之间的关系,而苏联导演却更多地想到单镜头和片断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 关系所表达的含义和言外之意。 库里肖夫和普多夫金认为,电影的实质在于影片的构成,在于为组织一系列印象所拍摄的片断的相互关系——怎样由一个镜头 转换到另一个镜头,它们在时间顺序上是怎样构成的。他们确信通过蒙太奇剪辑可以创造非凡的效果,达到电影的叙事和表意。 为此,他们做了大量的实验来实践他们的理论,据普多夫金记载, 1920年,库里肖夫曾把下面一些场面连接起来: (一)一个青年男子从左向右走来。 (二)一个青年女子从右向左走来。 (三)他们相遇了,握手。青年男子用手指点着。 (四)一幢有宽阔台阶的白色大建筑物。 (五)两个人走向台阶。 这样连接起来的片断在观众眼中变成了一个不间断的行动: 两个青年在路上碰见了,男子请女子到附近一幢房子去。实际上, 每一个片断都是在不同地点拍摄的。表现青年男子的那个片断是在国营百货大楼附近拍的,女人那个片断则是在果戈里纪念碑附 近拍的,而握手那个片断是在大剧院附近拍的,那幢白色建筑物却是从美国影片上剪下来的(它就是白宫),走上台阶那个片断则是在救世主教堂拍的。结果,虽然这些片断是在不同的地方拍摄的, 可是在观众看来却是一个整体,在银幕上造成了库里肖夫所谓的 "创造性地理学"。 这里利用人们的错觉把不同时空的片断构成一个整体,蒙太 奇的分解组合功能充分地体现了出来。但是苏联学派不仅仅停留 在蒙太奇的叙事性方面,他们还进一步研究蒙太奇的表意功能。 普多夫金认为从某一个拍摄点拍摄下来的,然后放映在银幕上给观众看的每一个物像,即使它在摄影机前曾经是活动的,但它仍然只是一个"死的"对象。只有把这个物像和其它物像放在一起 的时候,只有当它作为各个视觉形象组合的一部分而被表现出来的时候,这个物像才被赋予了生命。爱森斯坦高度概括了蒙太奇的这种表意功能。他说:两个镜头并列不是简单的一加一,而是一个新的创造。他认为,摄影机拍下的未经剪辑的片断既无意义,也无美学价值,只有按照蒙太奇原则组合起来之后,才能将富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视觉形象传达给观众。 著名的"库里肖夫效应",是爱森斯坦这一蒙太奇理论的有力证据。普多夫金曾对这个试验作了如下描述: "我们从某一部影片中选了苏联著名演员莫兹尤辛的几个特 写镜头,我们选的都是静止的没有任何表惰的特写。我们把这些 完全相同的特写与其它影片的小片断连接三个组合。在第一个组 合中,莫兹尤辛的特写后面紧接着一张桌上摆了一盘汤的镜头,这 个镜头显然表现出莫兹尤辛是在看着这盘汤。第二个组合是,使 莫兹尤辛的镜头与一个棺材里面躺着一个女尸的镜头紧紧相连。 第三个组合是这个特写后面紧接着一个小女孩在玩着一个滑稽的 玩具狗熊。当我们把这三种不同的组合放映给一些不知道此中秘 密的观众看的时候,效果是非常惊人的。观众对艺术家的表演大为赞赏。他们指出,他看着那盘忘在桌上没喝的汤时,表现出沉思的心情;他们因为他看着女尸那幅沉重悲伤的面孔而异常激动;他们还赞赏他在观察女孩玩耍时的那种轻松愉快的微笑。但我们知道,在所有这三个组合中,特写镜头中的脸都是完全一样的"。 爱森斯坦曾强调指出:把无论两个什么镜头对列在一起,就必 然产生新的表象、新的概念、新的形象。通过镜头的对列冲突,产 生新的意义,以引导观众的理性思考。这是爱森斯坦"杂耍蒙太奇"和"理性蒙太奇"要旨所在。蒙太奇既诉诸于叙事情感,也诉诸于理性。因此在《战舰波将金号》一片中,爱森斯坦切入与剧情毫无关系的"石狮扑卧,抬头,跃起"三个镜头,从而表现人民的觉醒 与反抗。在《十月》中这种表达抽象观念的倾向更为明显,以沙皇铁像各部位的崩落来象征沙皇政权的崩溃,以插入拿破仑的雕像 隐喻克伦斯基的独裁。 爱森斯坦试图通过蒙太奇把形象思维同逻辑思维沟通起来, 把科学和艺术结合起来,力图以电影体现人的理性活动,加强电影的哲理化倾向。这本是十分可贵的。但爱森斯坦把蒙太奇的作用 强调过了头,认为电影应当象历史科学那样,用蒙太奇手段来解释 现实,可以避开人物塑造直接表达思想,甚至打算将《资本论》搬上银幕。结果他的某些影片形象破碎,晦涩费解。尽管如此,爱森斯 坦等苏联学派代表人物对电影蒙太奇理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在五六十年代,长镜头得到了普遍的运用,特别是电视的报道手法更助长了这一倾向。复杂的纵深场面调度在故事片中日益得到发展,这种场面调度不需要更换动作地点,这就改变了传统蒙太奇的性质。电影理论界认为,这种蒙太奇的演变标志着电影史上的一个新时代。虽然五六十年代,西方一些电影报刊上不时出现 "蒙太奇消亡"、"蒙太奇的末日"等预言,但实践证明,没有蒙太奇就不成为电影,即使在长镜头中也存在着一种镜头内部蒙太奇(场面调度)。蒙太奇也存在于电视中,即使是向电视观众直播当场发生的事件,比如轮船下水、体育比赛或代表团到来等等,也是要经过现场剪辑的。这种现场剪辑要求电视摄影师和导演具有特殊的素养,能立即发现并准确地表达事件实质,需要更敏锐的蒙太奇思维和蒙太奇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