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加强与日美防卫合作（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指针内容）

本文目录

•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指针内容
• 战后日美同盟问题梳理
•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条约正文
• 2015年四月底日美两国正式发布再次修订的什么
• 军事组织
•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影响及评价
• 近年来，美军与中国周边国家日本、菲律宾频繁军演，插手中国东海、南海事务，其狼子野心与上世纪初的行为
•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指针争议
• 当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 论述啊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指针内容

第一，双方为预防对日本的武装入侵，应建立有效的防卫合作态势。一方面，日本应在自卫所需范围内，保持适当规模的防卫力量，并确保美军稳定而有效地使用日本的基地和设施；另一方面，美国要在保持核威慑的同时，在前沿部署应急部队，并保持能够及时增援日本的其他兵力。此外，双方应采取必要措施，建立起情报交换、通讯联络和后方支援体制，加紧研究制定联合作战计划，适时举行联合演习和训练。第二，当日本受到武力进攻时，对小规模的侵略，由日本独自排除；日本独自排除有困难时，由日美共同排除之。作战分工是，日本负责领土及周边海域、空域的防御作战，美国负责攻势作战及对日支援作战。第三，在远东地区发生危机日本安全的事态时，日美双方要进行密切的合作，随时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磋商，并事先研究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日本为美军前来支援提供必要的各种方便。在上述三项内容中，第一项有关“建立防止侵略于未然的体制”和第二项有关“当日本受到武力侵略时日美采取联合措施”，由于这两项主要涉及自卫队和驻日美军的合作问题，所以到1984年时，双方已经制定了相应共同作战计划，但第三项有关“远东发生不测事态时日美进行合作”只是笼统地提出日本要给美国“提供便利”，但提供何种便利，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尽管如此，该指针的制定，不仅使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带上了军事同盟的色彩，而且也加快了日本增强军事力量的步伐。 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主要内容也为三项，即平常时期的合作、对日本进行武力侵略时的合作以及日本周边地区发生不测事态时的合作。特别是对最后一项作了详细的规定，即在日本周边地区发生“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有重大影响”的事态时，第一，日美两国战时援救难民、海上搜索、撤离非战斗人员等的各自行动；第二，日本在提供自卫队以及民间设施、为美军运输战争物资、后勤服务等方面与美国军队进行合作；第三，日美在收集情报、警戒监视、扫雷等方面进行合作。为落实“新指针”所规定的具体内容，日本内阁在1998年 4月将有关的三个法案、即《周边事态安全保障法草案》、《日美相互提供物品及劳务协定修正案》、《自卫队法修正案》提交国会审议。 1998年初，“新指针”相关三个法案提交日本国会审议，因而有关“周边地区”和“周边事态”的争论再起，同时也成为中日之间的外交问题。

战后日美同盟问题梳理

战后日美同盟的演变 ·“威权同盟”（1945-1960） ·“互助同盟”（1960-1989） ·“伙伴同盟”（19***今） ·日美同盟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原因： 双方在亚太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有不断交迭和发展变化的共同战略利益 “威权同盟”的特征： ·美主日从——高度的非对称性和不平等性——冷战格局的产物 ·完全建立在美国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强制优势之上 ·日本“一边倒”战略 ·“变日本为对付****防波堤”“威权同盟”的形成与瓦解 ·1945年美国对日本单独占领 ·194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执政大陆以及朝鲜半岛局势——美国对日政策出现了实质性的转变。1949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编制了 美国亚洲政策文件 （NSC－48－1），该文件认为中国革命后的亚洲可能连续出现一系列的****革命，建议把日本固定在防卫的第一线——成为太平洋沿岸岛屿链条防卫线中的重要环节，使之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亚洲基地遏制“****在亚洲的扩张”。 ·1951-1952年日本和美国 片面媾和 的《旧金山对日和约》、《美日安全保障条约》 ——日本急于摆脱战争状态走上复兴之路 ——美国急于驻军合法化展开亚洲防御战略 ——标志着战后日本依靠美国的安保体制的形成 从条约的内容上看，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日本最初的一些安全设想未能完全实现，而且有些条款还严重侵害了日本的国家主权。但实际上，该条约不仅使日本由此获得了美国的军事保护，同时也获得了政治和经济利益获得了重新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条件。 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坦言“日本以此得到了所期望的本国领土安全的同时，得以利用本来应该用于军备的财力物力发展经济和提高国民生活。” · 反安保斗争 ：自1953年起，日本国内不断爆发反对美军基地，争取民族独立、和平和民主的各种斗争，并于1960年达到**。 ·1956年岸信介提出 “日美新时代” ，强调两国关系的平等性。自1957年岸信介访美起，日美展开针对修改《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的不断协商。1960年《美日相互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签署，岸信介在国内反对浪潮中宣布辞职。 “互助同盟”的演变 ·1960年《美日相互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在华盛顿正式签署，通称 《新日美安保条约》。 旧条约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而新条约是日本政府主动要求修订的。新条约相对摆脱了战后初期日本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被占领状态，在法律上使美日两国具备了一定的对等性。 · 随着美国深陷越战泥潭，日本开始将合作问题作为归还冲绳与小笠原群岛的**，同美国进行讨价还价。 ·1978年日美 签署 《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 。日美 “由摸索时代进入了稳定发展时代” 。出于全球战略的需要，美国一再要求日本在亚太地区分担更大的“防卫责任”。借此机会，日本在合作指针框架内，以抗拒苏联威胁为由，大力扩充军备，使本国的攻防能力发生质变。 “伙伴同盟”的演变： ·冷战的结束，使美日同盟的假想敌顿时消失，日美军事同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同时由于经济磨擦日美关系出现了一种紧张关系，故而日美同盟受到了挑战。 ·日美两国通过“再定义”加强同盟关系。一方面是为了修补日美关系，而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全球霸权战略在亚洲的展开。 · 1995年，日本《新防卫大纲》出台。 其安全战略的目标由本土防卫转向“基础防卫”。 ·1996年《美日安全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 联合宣言肯定“美日关系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两国关系”，着重强调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两国同盟对维持21世纪亚太地区的繁荣 与稳定将发挥重要作用。 · 1997年，正式公布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 1999年，日本参议院通过《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三法案（《周边事态法》、《自卫 队法修正案》、《日美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修正案》）。 允许日本政府在美军介入日本 “周边”军事冲突时派兵为美军提供海上搜救、后勤支援等后方支持，遏止和干预“周边事态”成为冷战结束后日美军事同盟的一项新使命，参与国际军事事务被确定为冷战结束后自卫队的主要任务之一。日本实现了防卫战略由内向型“本土防卫”向外向型“联合干预”的转变。“再定义” ·依照常理，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日美同盟应会因为共同战略威胁的减弱趋于松散，或在一些战略利益上出现分歧，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日美同盟反而表现出进一步强化的势头。 ·亚太地区多极化趋势加快，逐步形成中、俄、日、美、东盟五大力量中心，彼此间利益交叉，相对均衡，相互制约。 ·对美国而言——在确保美继续拥有基地、驻军和取得日对基地的财政支援的同时‚扩大日本在自卫范围之外对美军事行动的支援和协助从而改变同盟原有的以保障日本安全为主的性质‚使其由美苏冷战的工具演变为对付后冷战时代全球和亚太地区新局势的机构。美 ·对日本而言——日本希望在与美国战略相协调的过程中可以达到以下目的：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为日本在法律上使用军事力量干预国际事务制造根据；利用美国制约和牵制中国、朝鲜、俄罗斯等国家。 ·“再定义”已把日美安全保障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亚太地区，而且具有 面向21世纪的战略意义 。标志着 日美两国军事合作正在朝着“无制约”的方向发展 ，在运作方式上正在超越联合国和地区合作的制约。日本在军事上完全纳入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地区战略之中，日本的自卫队已经实现了“国际化”的转变。日美同盟与美国重返亚洲战略：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美日同盟，在各种文件中强调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 战略的“基础”（foundation）、“基石”（cornerstone）、“支柱”（linchpin）、“中心环节”（centerpiece）等等 ·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展开，日美同盟出现了松绑日本、调整基地、扩边及扩容等变化。 ·日本武器出口三原则出现松动 ·驻冲绳美军基地调整 ·强化双边同盟，谋划三边同盟的构建 ·在强化同盟传统军事内涵的同时，为同盟注入新的、非传统安全内容 ·日美同盟在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中发挥着最重要的牵引和辐射功能。二战后，美国在亚太缔造了美日、美韩、美澳、美泰、美菲5个双边同盟，美国在日本基地最多、驻军最多、获得的财政支持最多，日美同盟成为5个双边同盟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同盟，牵一盟而动整体，美国通过日美同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牵引和辐射功能。 ·在亚太缺失如北约一样的多边同盟体系的情况下，力图运行 “同盟+X”模式 ，实现同盟体系的结构拓展以及同盟的力量倍增。 参考： 王新生著《日本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三版 谢朝晖：战后日美军事同盟的历史考察,《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聂宏毅、肖铁峰：日美同盟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亚太安全的影响，《当代亚太》2007年第8期 陶文钊：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次调整，《美国研究》2015年第4期 朱凤岚：论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国际论坛》2005年第7卷第5期 张景全：日美同盟与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5期 张玉国：同盟困境与美日同盟——日本的同盟政策分析，《日本学论坛》2004年第1期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条约正文

全名：《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英文：Treaty of Security and Safeguard Between Japan and United States 签订人：日本首相吉田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日本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相互协力及安全保障条约日本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希望加强两国间的传统友好关系，并且拥护民主主义的诸原则，个人的自由及法制，进一步促进两国间的密切的经济合作，经济的**和福利的改善。两国再次确认对于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和原则的信念以及和全世界所有政府和人民一道和平地生活的愿望。两国确认保有联合国宪章所制定的个别或集体的自卫权。两国为了维护远东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决定缔结此条约。协定如下：第一条　维护和平的努力缔约国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通过以和平手段解决各自的国际纷争，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及正义。即便是为了保持领土完整和政治的独立，也应该慎重使用以武力威吓，武力行使及与联合国的宗旨不相符的方法。缔约国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起，为了能够使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宗旨得到更加有效地执行，努力加强联合国组织。第二条 经济合作的促进缔约国通过强化其自由的诸制度，促进作为这些制度的原则，改善**和福利条件，为和平友好的国际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缔约国努力消除彼此间的差异，促进两国间的经济合作。第三条 自卫力的维持发展缔约国通过个别及相互的合作，持续有效的自助和相互援助，发展和维护在宪法规定的基础上的各自的抵抗武力攻击的能力。第四条 随时协议缔约国就本条约的实施随时进行协议。另外，在日本国的安全和远东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在缔约国的任何一方的要求下随时可以进行协议。第五条 共同防卫各缔约国宣誓在日本国施政的领域下，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击，依照本国宪法的规定和手续，采取行动对付共同的危险。前记的武力和作为结果所采取的全部措施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规定立即报告联合国安理会。这些措施在联合国安理会采取了某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措施之时必须停止。第六条 基地的许可为了对日本国的安全及维持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允许美国的海，陆，空三军使用日本国内的设施及区域。关于前记的日本国内的设施，区域及驻日美军的地位问题，遵照以代替1952年2月28日在东京签署的日本国与美国的安全保障条约的第3条为基础的行政协定的个别协定及其他已达成的协议。第七条 与联合国宪章的关系本条约不得被理解为对依照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的责任产生了影响。第八条 批准本条约必须经依照日本国和美国宪法上的手续的批准。两国在东京互换批准书时生效。第九条 旧条约的失效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市签署的日美安保保条约在此条约生效之时失效。第十条 条约的终了本条约是为了维护在日本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制定的具有联合国措施效力的充分的规定。到日美两国承认的期限为止拥有效力。该密约由外务事务次官等外务省核心官僚管理并交接，曾依照官僚方面的判断告知过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等部分首相和外相。

2015年四月底日美两国正式发布再次修订的什么

2015年4月，日美出台的新版《防卫合作指针》不仅将日美军事合作从“日本周边”扩大到全球，还新增了离岛防卫、太空、反导等方面的合作内容，日本自卫队还可对美军进行作战支援。对比发现，新版《防卫计划大纲》组建太空部队、“出云”级航母化改造、采购攻击型新装备等举措，明显具有落实新版《防卫合作指针》主要内容、加强日美军事一体化的目的。另外，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要求日本等盟国担负相应的防卫费用。为了消除美日间的贸易逆差，特朗普一再要求日本采购更多美制武器装备。新版《防卫计划大纲》首次提及利用美国的“对外有偿军事援助”（FMS）从美国购入装备，正是对特朗普的回应。安倍内阁的讨好行为也遭到日本国内媒体批评。

军事组织

1.阿富汗的***2.非洲统一组织简称“非统组织”，成立于1963年5月25日。其宗旨是：促进非洲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协调国防政策；保卫和巩固非洲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根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促进国际合作。总部设在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3.日美军事同盟日美军事同盟是在冷战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一种双边安排。冷战结束后，它本应寿终正寝，进入历史的垃圾箱，不料，这个冷战的产物非但“死而不僵”，反倒愈发活跃。近年来，通过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制定“有事法制”等一系列“小动作”，日本为其追随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进行军事合作铺平了道路。2月19日,日美两国在华盛顿举行由双方外长和****参加的所谓“2＋2”会晤，制定了旨在加强日美军事同盟的“共同战略目标”。此次会晤表明，日本正实质性地介入到美国的全球战略之中，日美两国“在军事同盟中抱得更紧”，军事一体化的进程也在加快。4.独联体“军事同盟”2003年05月12日在中亚国家塔吉克斯坦举行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高峰会议上，6个独联体国家的元首决定将独联体集体安全组织转变成军事同盟，作为对可能存在的外部威胁的威慑。6个成员国分别是俄罗斯、白俄罗斯、亚美尼亚以及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5.东南亚国家联盟1967年8月8日，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5国外长发表《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简称“东盟”。1984年1月文莱独立后随即加入东盟，1995年7月越南加入东盟，1997年7月老挝和缅甸加入东盟，1999年10月柬埔寨加人东盟。至此，实现了“十国大东盟”的构想。东盟还与中国、韩国、日本、印度、新西兰、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大、美国以及欧盟等10个国家和组织结为对话伙伴国。该组织的宗旨是本着平等和合作的精神，通过共同努力来加速本地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奠定一个繁荣、和平的东南亚共同体的基础，并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增进地区的组织合作和相互援助，同国际组织保持紧密和有益的合作。东盟不能算真正意义的军事同盟.6.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简称“欧安组织”，前身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简称“欧安会”。该组织的任务是处理早期预警、冲突防御和危机处理。它包括所有欧洲国家和美国、加拿大，是唯一一个包括所有欧洲国家在内并将它们与北美洲联系到一起的安全机构。欧安组织只有在所有成员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其决定对成员国也只具有政治效力而没有法律效力。常设秘书处设在捷克首都布拉格。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影响及评价

20世纪50年代制定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且90年代的“新安保”将对日本乃至地区各国带来消极的影响。首先，它为地区制造了不稳定因素。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在亚太地区，由于大国之间军事对抗的水平降低，政治相对稳定，经济迅速发展，虽然该地区还存在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矛盾，未能建立起多边安全保障体制，但在美国、日本、东盟、中国、俄罗斯五大主要力量互相牵制下，正在形成亚太地区多极化格局，有助于地区稳定与发展。但日美之间重新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强化两国军事合作同盟，实际上仍然是冷战思维在新国际形势下的延续，不利于在本地区建立以平等协商原则为基础的亚太安全机制，也破坏了亚太地区缓和的氛围。其次，“新指针”一方面为日本使用军事力量干预国际事务或地区事务提供了依据，为其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创造了条件，但在另一方面，它将日本更加束缚在美国全球军事战略的框架中，进一步缩小了日本在外交上的独立性回旋余地，很有可能不由自主地卷入武装冲突中去。由于美军在日本设有130多个军事基地，美军还有权使用日本的民用机场和港口，这样，一旦日美所谓的不测事态发展，日本便成为没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前沿基地。再加上日本有义务向美军提供雷达基地、预警飞机和潜艇收集到的情报，以及参加扫雷活动，为没军提供补给等支援都会使日本卷入战争的漩涡中去。另外，“新指针”赋予日本在其国境外发挥军事作用的义务，将导致日本扩充军备，提高自卫队军事装备水平，并在日美联合作战的旗号下无所顾忌地向海外派兵。这将引起各国的不安与疑虑，并刺激地区的军备竞赛。 “新指针”所涉及的范围问题和****已严重地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发展。面对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首先应在东亚地区建立类似于欧洲共同体或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共同体。作为该地区的两个重要国家，只有相互之间建立起理解与信赖的关系才能推动上述目标的实现。因此，中日两国应以切实负责的态度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所有领域进行对话与合作，为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

近年来，美军与中国周边国家日本、菲律宾频繁军演，插手中国东海、南海事务，其狼子野心与上世纪初的行为

主权是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一个国家的生命和灵魂。南海问题涉及到了国家的主权问题，任何国家都不会放弃。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南海问题是国家间利益的争夺，是国家利益的具体体现。　　一、外交政策　　在南海争端中，美国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区外角色。中国欲解决南海问题，首先必须排除或者尽量减少美国在此区域的干预和对我国在南海行动的阻挠。在地缘经济、政治战略的影响下，出于对海上贸易通道、南海油气资源等的考虑，美国积极干预南海问题。美国通过与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军事合作，加强在此区域的军事存在，争取在此地的安全主导权，以南海问题为契机打压中国的崛起。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合作的军事演习更显频繁，“肩并肩”、“金色眼镜蛇”、“卡特尔”等的，使中国南海的周边环境急剧恶化。中国的崛起必将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排挤美国在东南亚的势力，因而美国与东南亚的军事合作，其战略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即构成东南亚-台湾-朝鲜半岛三位一体的“环形岛屿链”，从而达到压缩中国向太平洋发展的战略空间，遏制中国的崛起的目的。而南海相关国家也正好借美国之力打压中国，双方于是一拍即合。但是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在国际上政治大国地位的确立是无法遏制的，美国急需中国在诸多重大国际事务中对其予以支持。因此，我认为，中国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当由如下构成：1.尽可能发展与东盟各国的友好外交关系，如召开“东盟外长会议”、“东盟首脑会议”，发展“东盟10+3”等经济合作，排挤美国在此区域的势力；2.在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反恐等重大外交事件上对美国予以合理的支持，以要求其在南海问题上对我国的支持。　　对于日本，则首要应在外交上承诺保证其南海贸易航线的安全，以此力争其对南海问题上持中立态度。　　明治时期日本外相伊藤博文曾经说过：“在实力相当时，外交就是力量；在实力悬殊时，力量就是外交。”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决定外交政策——从这一点说，我们发展海洋军事力量，建造大型水上作战舰艇、建造航母的确已是燃眉之急。军事上的支持对于此类事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外交谈判的胜利是不可或缺的。我国在南海问题相关谈判中的最主要目标是确立中国对南海岛屿的主权。我们必须加大外交斡旋，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以支持其对南海资源的开发为诱饵，逐一对南海相关各国的外交攻势，力求通过经济和军事上的压力，迫使其对南海（尤其是南沙诸岛）主权归我的外交要求达成妥协。之所以必须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原因在于如果东盟相关国家出于其共同利益的考量，达成外交一致，这对于中国在外交谈判桌上的形势将极为不利，一个国家对抗一个国家利益集团，其信息之不对称不言而喻。毕竟对于东南亚相关国家来说，少一个分蛋糕的庞然大物显然更加符合其国家利益。　　谈判期间可派遣渔民和渔政船在有争议的海域大规模捕猎、巡逻行动，力求制造事端，如造成对我军民伤亡，则可借此加大对相关国家的外交压力，并博得国际舆论之同情，减少国际舆论对华政治压力。同时，在历史和法理两个维度上向世界宣布中国对南海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取得国际舆论对华支持。　　待主权问题解决后，亦可如上制造事端，借机收回部分开发权，或者真正实现“共同开发”的既定政策，其底线是中国必须在南海拥有大部分利益。　　二、.军事政策　　首先，应加快建设航母、新型核潜艇和大型海上作战舰艇，加强远洋作战能力。综观二战以来海战经验，以制空权夺取制海权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以中国目前的海空军实力，尚不具备远洋作战的能力（严格来说，打击海盗并不算是远洋作战），完全无法与美国抗衡。一旦美国介入南海事端，则中国将处于极端劣势的地位。中国海军之所长仅在近海作战（有沿海空军、陆军和二炮部队的支援），而远洋作战，非有航母不可。中国一日无航母，则一日不可轻易与日美交恶。　　其次，中国若对东南亚相关国家中的某一国发动战争，考虑到唇亡齿寒，相关国家极有可能相互联合，共同抗击中国海军在南海的军事行动。而美国、印度等国出于对华遏制政策的考虑，日本出于对海上生命线安全的考虑，极有可能出兵干预，届时中国将处于极端恶劣的军事环境，这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海军发展将是一场灾难。战争只因当是政治的延续，单纯以军事手段解决南海问题可以说是下策。　　第三，与南海各相关国家广泛的非传统安全的合作，促进军事互信，通过军事合作，打击该海区的海盗，展示中国海军实力，对南海各相关国家产生威慑作用。　　当前中国所能采取的仅仅是一些“准军事”手段，比如，海洋渔政船巡航等，这样能在目前能力范围内既不引起外交事件也能有效维护我国主权，并且比较经济的手段。　　三、中国南海的开发　　专家认为，南海之争其实就是资源之争，中国加快南海油气开发已经刻不容缓。从国家经济、能源安全考虑，南海是中国未来能源的潜在基地，目前南海尚未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南海油气可以作为稳定的国内油气供给，成为战略油气储备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认为我国对南海资源的开发可以国内外同时进行，来个两面夹击。　　1、国内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中央和地方“条块分割”的油气开发体制障碍，是目前南海油气开发进展不力的重要原因。按国家有关规定，国家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的业务，统一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负责。目前，中国海洋石油的开发涉及渤海、东海、南海三大海区，由于战线过长、人员不足、财力缺乏，近年来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在南海的进展颇为迟缓。面对这种情况，海南省却有劲使不上——尽管海洋油气资源是海南省最富有开发前景的海洋资源，但海南省对其开发无权过问，更不能组织开采和综合利用，这极大束缚了海南在开发南海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鉴于开发南海资源的空前迫切性，当前确有必要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在做好统一大规模的前提下，大力鼓励有实力的地方和企业“抢先下海采油”。为此，中央似可考虑用适当方式，赋予海南省对其所管辖海区行使石油天然气勘探与开采的管理权。中央可将南海油气开发管理权部分下放给海南省，继续发挥海洋油气开发由国家统一管理的主渠道作用，但允许地方政丨府自主开发中小型盆地构造的油气资源。在油气资源的对外合作上，允许地方政丨府招商引资，旨在营造一种“形式多样、多头并进”的南海油气开发的新局面。惟有这样，才能打赢与周边国家争时间、抢速度的“开发战”。　　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海南省可为开发南海发挥如下作用，海南大学詹长智教授做了系统分析：“一是作为开发南海的物资供应地，为南海开发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二是作为南海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加工基地，将南海各种资源在海南岛上进行深层次、高附加值的加工；三是作为南海开发产品的推广运销基地，使南海的产品行销全国；四是经济特区的政治优势，运用各种渠道筹集资金，引进技术人才，从而成为南海开发的资金筹措基地、技术研发基地和人才储备基地。”如果中央确定海南为南海资源开发的主要基地，等于激活了海南经济。长期以来，海南经济低速不振，主要原因在于动力不足、路向不明，如果在海南建设南海资源开发基地，并形成一个产业关联度大，而且有规模效益，科技含量和产品附加值高，市场前景广阔的由海洋运输业，海洋渔业，海水养殖业，海盐业，海洋旅游业，海洋生化业，海洋油气业等构成的海洋产业链，海南经济就可以获得一直苦苦找寻的新支撑点和新激发力，海南经济就可踏上高速增长的快车道。　　2、对邻国实施“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　　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周边国家已经在南沙海域钻井1000多口，发现含油气构造200多个和油气田180个，1999年产石油4043吨、天然气310亿立方米，分别是1999年中国整个近海油产量和天然气产量的2.5倍和7倍。”但马来西亚、越南、文莱和菲律宾等国在南沙有争议的地方开采石油都是本国单方面开采或出租招标，争取国际资本，让外国公司勘探开发，而没有两个争议国之间共同开发的实例。这样在有争议的海域内单方面的疯狂的开发只会让南海有争议的各方关系更加紧张，给了西方大国插手南海的机会，必将让南海问题复杂化、扩大化，影响争议各国乃至整个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2003年11月11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菲律宾在北京签订价值700万美员的共同勘探南海石油协议，双方将组成联合工作委员会，共同勘探开发南海油气资源。”这预示着“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之路有了一个良好开端，这也是2002年底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了《南海各方行动宣言》后，南海问题的解决朝良好的方向迈出的一大步。尽管这协议只是共同勘探南海地区石油的协议，并非真正的开发，但随着争议双方的合作加深，“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政策完全有可能实现。　　中国应重视南海石油开发对中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巨大影响，本着“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积极开展能源外交，建立真正有效的能源利用机制。加强与东南亚相关国家在南中国海石油开发上的合作，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加强和中亚国家以及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建立石油安全战略联盟，加快南海油气资源的合作与共同开发，解决中国能源短缺问题，维护中国在南海的权益和主张。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指针争议

“新指针”的出笼引起亚太地区各有关国家的警惕和不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在安全政策上的取向对亚洲邻国一直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希望日本汲取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俄罗斯报纸指出，警惕日美军事同盟变成“太平洋的北约”，希望日本首相重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之苦的周边国家的警告；东盟九国大使一致要求日本澄清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随涵盖的地理范围；新加坡的一家报纸指出，日美防卫合作的扩大，让日本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必然引起世界舆论的非议；韩国媒体评论说，亚洲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给他们造成的苦难记忆犹新，因此，他们担心日本武装力量作用的扩大，等等。1998年4月30日，针对日本新闻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就日美安全合作设定的“周边事态”拟定了基本见解，称其范围包括中国的台湾海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必须强调的是，****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任何直接或间接将中国台湾海峡纳入日美安全合作范围的做法，都是中方坚决反对的，也是中国人民不能接受的”。但在5月22日，日本外务省北美局局长高野纪元在国会众议院外务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作证时说，“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中所说的“远东地区”包括台湾，因此日本的“周边事态”也包括台湾在内。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严厉抨击道，“我们对日本外务省官员的发言表示严重关注，对日方这种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表示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已就此问题向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明确的澄清和解释”。虽然此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老调重弹，辩解“‘周边事态’的概念不是设想的地区，迄今为止说的是着眼于事情性质的概念，我们自主地判断”，但日本政府“未超过日美安保条约框架”或“政府的传统见解未变”等措辞仍然未明确表明其态度。1999年 1月14日，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自由党党首****在记者招待会上在谈到“新指针”中的“周边事态”时说，“所谓的日本周边，至少要把邻近日本的各国全部包括在内，这是理所当然的。比如说俄国、朝鲜半岛、中国和台湾。”虽然日本政府表示小泽发言不代表政府见解，但同一天小渊首相改造内阁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却说，“在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坚实基础确保日本安全这一点上，自民党与自由党在基本理念和思考方式上没有丝毫的不同”。

当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 论述啊

一、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新变化 1．海上问题矛盾激化 海上安全成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紧张的重要来源，中国的海洋战略已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标。中国的深海战略已经触及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利益，周边国家借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潜力大大增强。因此，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深海战略面临的压力将常态化。2．半岛局势僵局难破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软肋是东北亚，朝鲜半岛形势是风向标。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是中国安全的致命弱点。历史上，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都在这个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以及6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珍宝岛冲突都对中国安全造成极为严重的威胁。即便是美国学者也承认，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具有很强的合法性，包括维护中朝边界的稳定、阻止对华包围圈的形成以及显示中国和平崛起的决心与可能性。3．日本“远交近攻”加强日美同盟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发生特大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三重灾害。日本大地震的国际救援行动以及日本接受救援的情况，清晰地反映出日本对外关系的亲疏远近排列顺序。即日美同盟为中核；第二层次为间接的盟友，主要是美国同盟旗下的英、法、韩、澳大利亚、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第三层次为与日本历史渊源甚深且有共同价值观的东南亚国家；第四层次为能够对中国实力起制衡或牵制作用的俄罗斯、印度、蒙古等国。具体来说，处于中核的日美同盟关系在快速协调应战能力方面彰显了无与伦比的优越性。第二层次的间接盟友也发挥了快速集结的配合救助优势。第三层次的关系主要体现了“情感投资反哺回馈”的良友关系。第四层次则主要起平衡手的作用，而上述四个层次均具有明显针对和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虽然中国在大地震后对灾情深切关注，物资方面予以大力援助，但是日本在选择接受中国的援助时甚为谨慎。从日本领纳其他国际赈灾救援的态度上，充分显示了其现代版的“远交近攻”策略。4．战略忧虑刺激军备竞赛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军费开支整体上都保持了增长的态势，这种态势可能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目前，美国是全球绝对的军事霸主，带给全球最大的不确定性；俄罗斯正在不断加强和巩固军事强国地位；印度推动全方位进攻性军事战略，成为中国周边的“上升性威胁”因素；东南亚各国纷纷加强军备建设，尤其是海上力量。从长期来看，各国军费开支不断增长的态势不利于亚太安全互信的建设，可能使亚太地区陷入军备竞赛的“恶圈”之中，使业已存在的安全困境更加恶化。5．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日本特大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三重灾难、以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洪灾、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中亚和南亚地区复杂的安全形势、中国海外投资在缅甸遭受损失等，都表明本地区深受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影响。非传统安全问题出现社会化和地区化的发展趋势，直接影响到民生。二、雁型安全模式的升级与美国的“太平洋世纪”随着伊拉克战争进入尾声和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将外交关注的焦点重新向亚太转移。2011年11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指出：今后10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大幅增加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希拉里承认，中美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具挑战性和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为了管理这种关系，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加速转型。实现这一战略转型的重要举措是，美国将把各种外交资源——包括最高级别的官员、发展专家、跨部门团队和永久资产——分派到亚太地区的每个国家和角落。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的调整包含政治、安全和经济的内涵，目标是要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安全秩序和地区机制上的主导地位，化解中国崛起对美国领导地位的侵蚀和挑战。美国政府**在多个场合宣扬，21世纪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其主宰世界的雄心和霸气溢于言表。1．美国主导的雁型安全模式升级从2010年开始，美国逐步在中国周边构造“雁型安全模式”。美国重返亚洲不仅使中国直接面对美国日益增强的战略挤压，也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有所减弱，国家间关系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模式中，美国是雁首，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尤其是美日同盟被置于首要位置，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基石”，美日韩三边存在形成军事同盟的迹象。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印尼、越南和印度的关系，显著特点是以地区为平台，呈现出网络化发展趋势，这也是美国塑造亚太地区秩序的最广阔依托。“雁型安全模式”是冷战以来美国亚洲战略的第三个阶段。从冷战开始到21世纪初期，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前苏联为对手的轴毂模式，第二个阶段以日本为对手的扇形模式，这两个模式各自具有明确的运行模式和内在机理。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不同模式并非是替代性关系，而是逐步累积，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形成。战略与政策的继承性大于变革性，是美国国际战略的一个突出特点。第三个阶段的“雁型安全模式”正是综合美国对苏战略、对日战略的历史经验，以军事、经济两手都要硬的方式应对中国的崛起。中国成为美国制定亚太战略的首要因素，美国的对华战略已经站在美国亚太战略之上，挟亚太以制衡中国正是美国战略的手段。2011年美国对其主导的雁型安全模式进行升级，主要表现在：首先，进一步强化与盟国的双边安全合作。希拉里表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的条约联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支点。3月份日本大震灾加强了非对称性的美日同盟关系。美军的救灾努力凸显了铁血同盟的正面形象，有利于美日同盟的稳定。震灾后上台的野田首相强调“日美同盟是日本安全和外交的基础和最大财产”，主张以稳固的日美同盟为基础推进与亚洲邻国的关系。野田内阁已决心进一步推动日美同盟的发展，认真解决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如果野田内阁在基地搬迁问题上取得进展，可以预计美日同盟将进一步提升。美日两国已达成新的协议，由日本政府出资50多亿美元以确保美国军队常驻日本，两国将加强情报共享，并启动关于亚太事务的战略对话。美韩同盟进一步强化。“天安舰”事件后，美韩密集的联合军演使两军协同作战能力进一步加强，美韩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保持密切合作。2011年10月12日，《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这使美韩军事同盟关系增添了新的“经济”要素。韩国总统李明博表示，“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将揭开两国关系的新篇章” ，未来美韩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将进一步增强。在美泰、美菲、美澳双边层次上，美国也进一步深化了同盟关系。希拉里11月16日在菲律宾访问时，双方签署了《马尼拉宣言》，美国承诺为菲律宾提供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并协助菲律宾防卫“海域疆界”，希拉里表示希望升级两国的同盟关系。面对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大水灾，泰国政府请求美国派直升机协助监控洪水灾情，希拉里16日晚到访泰国时表示，美国将向泰国提供民用和军事援助。奥巴马于11月16日访澳大利亚后，美澳两国首脑就加强军事合作达成共识。根据新签署的军事协定，从2012年开始至2017年，美国将在澳最大的海军基地达尔文港部署最多2500名军人，以增强对亚太地区的军事辐射力，特别是南海地区。这一协议标志是越战以来美国首次在太平洋地区扩大长期军事存在。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美国在澳大利亚的驻军不仅直接影响南海局势，也将通过间接的方式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比如．如果2012年东帝汶选举出现乱局，那么美澳同盟必然加以干涉，加上日本在该领域的影响力，势必使东盟的分化加深，从而影响中国——东盟合作的大局。其次，“雁型安全模式”中不同梯队间加强多边安全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和中国崛起。随着南海争端的白热化，美国不仅增强在太平洋的军事实力，还主导和支持“雁型安全模式”不同梯队成员间的安全合作。在美国主导的“雁型安全模式”中，既包括了南海争端的主要相关方菲律宾和越南，又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它们分别处于梯队的不同层次，除了直接与美国保持紧密程度不等的安全合作外，彼此之间还存在密切而频繁的互动，它们的共同目的就是制衡中国。日本新政权试图以南海问题为由头，借美国之威，拉拢印度、澳大利亚以及菲律宾等国，构建约束中国的多边海上安全机制，2011年9月，日本和菲律宾发表了包括加强南海安全合作等内容的联合声明，菲律宾和日本还达成共享海上情报协议，日本同意出资训练菲海岸警备队。10月，日本新任外相玄叶光一访问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旨在深化与东盟各国在海洋安全上合作。日本还与越南签署了海洋战略安保协议，一致同意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同一协调的政策，应对中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强势动作。日本和印尼认为有必要构建多边框架解决南海纷争，印度也加强与越南在油气勘探开采、军事等方面合作。美国推动联盟的多边化出现新的进展。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美日韩军事三边体制成型。除美日韩三边外长会谈外，美韩联合军演邀请日本观摩，美日联合军演也首次邀请韩国参加。美国还重建与新西兰的安全关系，目前美澳新三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紧密合作，不仅包括东北亚局势，也包括斐济和其他岛国及南太平洋的发展问题。美国也积极支持美日印的新三边对话。2．强力推进TPP框架协定，打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2011年11月12日在夏威夷举办的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上，美国宣布与8个国家(澳大利亚、文莱、智利、马来西亚、新西兰、秘鲁、新加坡、越南)达成TPP(《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协定，日本也正式宣布加入TPP谈判。美国希望高标准的TPP能够成为样本，最终形成亚太自贸区。如果TPP建成，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对跨太平洋的贸易整合产生重大影响。在欧洲深陷债务危机对美国出口带来不利影响之际，美国更加看重亚太的经贸潜力。美国商务部长表示，亚太可以弥补对欧洲出口的缺口。美国强力推进TPP，很大部分是冲看中国来的。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接受采访时称，亚太经合组织夏威夷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明确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即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将全力参与构建亚太地区经济、安全和政治的未来。TPP不仅是经贸安排，更是一个战略的考量。美国的目的除了要分享亚洲高速经济增长外，更看重的是掌握亚太区域统合的主导权。TPP一旦运转，将对中国产生复杂影响。首先，亚太地区其他经贸体制将面临被架空和掏空的危险，亚太地区也将会更加分化。这可能使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前景黯淡，东盟主导的10+3机制的作用也被弱化。东盟已经意识到达一点，开始加快了以东盟为中心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政府间磋商。其次，美国主导下的TPP使美国成为亚太经贸机制的中心，这将改写亚太经贸版图。TPP旨在处理各种非关税的贸易屏障问题，包括政府采购、国有企业行为、监管融合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奥巴马极力推动TPP意在实现美国出口翻一番的目标，其背后一方面是调整国内政治经济结构，适应新一轮以金融服务业为目标的自由化，另一方面也想让东亚的经济增长不那么依靠中国市场，打断中国越来越引领东亚发展的势头。最后，除经贸之外，TPP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扩展到军事和政治领域。TPP的经贸吸引力将增强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同样也会形成政治和军事上的共同意识。日本民主党政调会长前原诚司认为不要将TPP看做是美国的对华包围圈，此话明显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美国TPP战略最重要的内容实际上是搞一个美日自由贸易协定。日本部分有识之士是明确知晓其中利害关系的，TPP引发的日本国内政治对立短期内难以消除。3．积极参加东亚峰会，塑造亚太地区多边架构2011年11月1 9日，第6届东亚峰会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美国和俄罗斯正式参与东亚峰会，标志着东亚峰会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将产生复杂的地区效应。首先，影响东亚合作进程。过去，坐在东亚合作驾驶员位置的东盟习惯于协商一致、不干涉内政，强调舒适度，美国的加入，有可能给东盟国家带来更大的压力，冲击东盟的话语权并迫使其在区域合作议程方面作出调整，设置更多美国所期望的区域议程。东盟如果想继续领导东亚合作，将不得不更加谨慎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寻求平衡。此外，如何协调东亚峰会与地区内外既有合作机制的关系也将是一个紧迫的课题。特别是东亚峰会与东盟+中日韩(10+3) 、中日韩机制及APEC的关系。如果中、美、俄能共同为地区安全稳定提供公共产品，推进建立一个稳定的多边地区安全架构，有可能进一步推进东亚合作进程，给东亚中小国家带来更多的资金、技术、市场及各种发展机遇。但是，如果因各方利益冲突难以调和而导致东亚峰会成为中、美、俄等大国竞争的场所，或是峰会内部形成集团和阵营对抗，东亚峰会和东亚合作进程必将毁于成员国激烈的内部倾轧。其次，削弱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美国参加东亚峰会对中国崛起进程或将产生不利影响。制衡和防止中国在东亚确立优势和支配地位，是美国选择加入东亚峰会的重要动因之一。可以预见，加入东亚峰会后，美国在峰会制度设计和议程设置方面不会选择消极无为，这必然对中国在东亚峰会中的参与力、贡献力和影响力构成限制和冲击。美国加入东亚峰会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有助于东盟从一个“清谈馆”转变为务实的组织。东盟不可能无视美国的意愿，一成不变地坚持东亚峰会原有的运转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参与很可能会抵消近年来中国在东亚峰会内部扩大的影响力。第三，用议题逐步改变峰会的定位。美国希望东亚峰会成为讨论地区战略和安全问题的场所。尽管中国一再强调不希望东亚峰会讨论南海议题，但随着美国和周边国家在海上安全方面密切互动与合作，未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多边压力。还可以进一步加以构想的是，美国、俄罗斯加入东亚峰会有可能对中国推动建设的上海合作组织产生影响。在中国两翼的安全框架中，西部地区受到北约的压力日益增大，而东部地区则不断遭到美国的挤压。由于亚太地区的未来走向攸关美国利益，可以预计，即使排除国内政治因素(如2012年选战)的影响，亚太地区在未来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仍将不断上升，美国对该地区相应的战略投入也将不断增加。事实上，目前针对亚太地区的新的美国大战略已经隐现，即在继续巩固和强化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体系的同时，充分利用亚太地区既有或正处于塑形阶段的APEC、TPP和东亚峰会机制在经济上重返亚太，实现新一轮的战略扩张，绘制新的亚太贸易版图和权力版图。这是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下美国“机制霸权”的一次自我调整。在未来中长期内，能否有效利用成熟的伙伴关系和地区多边机制，将决定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构想能否成为现实。三、2012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展望随着美国高调介入亚洲事务引发的连锁性反应，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趋于恶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互动进程，正在告别过去十年的稳定态势，进入了一个战略摩擦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将减弱，周边国家对我海洋经济资源的争夺将加剧，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角逐将越来越决定亚太地区的秩序，为此中国应该调整周边外交战略。1．中美战略竞争加剧2011年，南海问题出现危机，表面上看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的主权争端，但其实质是中美海权的较量。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维护海洋权益和稳定周边海域日益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这与视太平洋为其“内湖”的美国的战略利益不可避免地产生冲撞。南海问题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抓手”，未来美国与周边国家深化海事安全合作，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趋势将增加。为制约中国军事实力，尤其是海军实力的增长，美国未来还将通过其主导的“雁型安全模式”，加大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军事存在。对中国而言，海洋是国家利益拓展中必须坚持的内容，其挑战是如何让周边国家接受一个新的海洋秩序。受限于技术，中国发展航母短期内根本不会对美国海上安全直接构成挑战，但是在外交层面上会使得美国的对华政策更加政治化。中国发展航母的目的十分明确：中国不当海上霸主，不争夺海上霸权和地区霸权，不以任何国家为作战目标，不对他国构成安全威胁。中国将来拥有航母只会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和近海防卫战略不会改变。但是对美国的一部分人而言，中国海上力量增强却是挑战海上安全的信号。一部分专家认为，面对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美国无需立即改变其军力发展计划，只要持续增加在太平洋西海岸的海军部署，并加强与该地区盟友的防务合作以及提升美国航母在该区域内港口的存在，就可以维持美国在西海岸的海上优势。在美国新一轮战略扩展的背景下，中美关系也步入了战略焦虑期。美国的战略焦虑在于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可能改变地区力量平衡，产生包括领土在内的更多利益诉求，对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构成挑战。中国的焦虑则在于周边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因美国重返亚太而引发的安全上和经济上的联动效应。战略焦虑的现实存在，中美实力对比的不对称性和对彼此战略意图的错误认知，可能放大中美之间的分歧，使得中美之间风波不断。如果美国的权力是建立在抵消和解构中国对区域影响力的基础上，中美关系就难以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中美竞争加剧促使中国周边的利益分化重组加快。通过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回顾与展望，我们发现，“周边”的范围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深化而延展，目前已经发展为一个具有多个层次的地区体系。在这样一个周边世界中，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衔接、霸权国家与地区强国共存。尽管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实力增长必然导致军事扩张，但中国试图摆脱历史的宿命，避免与美国及其盟国发生激烈的冲突。总体而言，中国的目标是塑造一个更加均衡的地区秩序，这个秩序既能容纳美国的利益，也能扩展中国的利益，同时确保周边国家从中国的崛起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2．大选年可能引发地区外交格局新变化每次大选不仅意味着国内政局的更替，也意味着地区局势的调整。新领导人上台，变革财经政策将对市场走势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波动有时足以影响到国家的对外政策。更为直接的是，新领导人为满足国内民族主义压力，以对外政策的强硬缓和国内矛盾，这可能让周边国家在观察政策走向时产生误判。2012年美国、韩国、俄罗斯、中国台湾地区等都将迎来大选，中国也面临着领导人换届。处于大选年的各国政府可能更加关注国内问题，但是选举中议题的炒作，也可能给地区国际关系调整带来新的压力和动力。第一，中国成为美国2012年选举的重要议题，给中国外交带来压力和挑战。尽管美国选举拿中国说事早就不稀罕，但在美国战略决策界心理失衡的情形下，美国有可能把对华的情绪性、策略性看法，上升为国家的法律。一旦如此，中国将面临持续的压力。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现在就想知道美国总统大选的赢家是谁还不可能，但很明显输家已经有了一个，那就是中国。共和党候选人在人民币汇率和中美贸易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使奥巴马政府面临着压力。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面临着内外困境。在国内，两党政治极化严重，关系紧张，围绕着债务上限问题的两党恶斗，让人们对美国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强烈怀疑；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外交方面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泥潭，被迫实行战略收缩。美国诸多国内问题是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战略等方面长期积累的结果，“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生动体现。在即将到来的2012年大选中，美国选民将通过投票的方式决定其内政外交的调整和变革方向。在未来几年，随着美国内外战略的调整加速，且更多被国内问题、国内利益所左右，中美关系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和风险。第二，政府换届导致国家内外政策的调整，可能给地区安全形势带来新的挑战。以菲律宾为例，2010年阿基诺三世上台以来，为了巩固其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通过拉拢美国、日本抗衡中国，并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在缅甸，2011年3月，吴登盛被缅甸议会选举为总统，组成了新的文官政府，掌握缅甸政权20多年的军方强人丹瑞宣布退休。缅甸新政府上台后一系列的新举措使中国与缅甸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尤其是9月30日，吴登盛突然宣布搁置中缅合作兴建的密松水电站，这一决定让中国感到措手不及，再次凸显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中国周边外交的困境与尴尬。韩国大选可能给朝鲜半岛局势缓和带来新的契机。“天安舰”事件以来朝鲜半岛出现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与李明博政府对朝鲜的认知和强硬政策直接相关。如果新政权改变对朝鲜“崩溃论”的认知和僵硬的对朝政策，则可能迎来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进一步促进六方会谈恢复。2011年10月下旬，民间团体和各在野党统统推选出身于民间团体的候选人当选首尔市市长，反映出韩国政治下行的压力。2011年自“阿拉伯之春” 以来的系列“革命”表明，目前新一轮的社会意志渗透进政治体系，很可能引发诸多冲突。选举对地区影响的复杂性还在于政策调整的频率、幅度在短期内都会加剧，有可能将使那些建立在经验上的外交手段失效。由于调整的叠加效应，即便是选举国自身也很难测度政策变化对地区局势的影响，从而使亚太地区存在着若干无法掌控的选举引爆点。这对各国领导人的政治掌控能力、外交决策部门的反应能力以及战略界的情报分析能力，都是一项严峻的考验。3．以政经合一的方式管控周边局势客观地说，中国周边局势的复杂化并不都是因为美国的介入。美国“雁型安全模式”的出现，其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认识到在亚太地区存在着多种威胁，包括传统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大国崛起，以及非传统安全意义上的跨国性问题等。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动态演进过程中，之所以出现有的周边国家欢迎美国加入，有的国家拒绝美国加入，甚至有的国家既欢迎又警惕，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周边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拥有不同的安全需求。中国在周边地区安全的需求上既有美国的特征(威胁来源于国土之外) ，也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影响安全的因素来自内部)。更加突出的是，中国将从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已经迈进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行列，安全需求的升级非常明显。目前来看，中国有着多种安全需求：东北部，传统安全威胁、非法移民与跨境民族；东部沿海，领海争端、资源能源通道、进出口通道；西南部，领海领土争端、水资源、非法移民、毒品与跨境民族；西部，跨境民族、能源通道与“三股势力”。以多个次区域为依托点的周边外交将是未来的一项战略性选择。近代史上，中国存在着以陆上为重心还是以海上为重心的战略论辩。随着资源多元化以及安全威胁的泛化，这种划分的讨论将逐渐失去意义。判断究竟是海上重要还是陆上重要，要看战略性资源的通道、安全威胁的等级以及替代性方案的可能性。中国的地理位置和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基本决定了中国需要采取一种合作性参与战略。因此，从次区域层次和问题领域来审视各个地区的安全等级秩序会更加有效。总体而言，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塑造一个更加均衡的地区秩序，这个秩序既能容纳美国的利益，也能扩展中国的利益，同时确保周边国家从中国的崛起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冷静地分析中国周边国家的力量对比，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过去没有，现在依然没有，短期内也不会出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均势。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获得了持续的经济收益，但未来20年内权力的分配优势(尤其是军事能力)还是在美国这一边，特别是美国的同盟体系。按照客观的实力分布，那么只能说周边国家是追随美国，而不是制衡中国。弱小的一方依赖强者并不与历史经验相违背。如果历史经验还具有某种长期合理性的话，那么周边邻国不制衡中国的行为是符合东亚的历史情境的。中国外交依然要着眼于为发展创造条件和环境。看待中国与周边的关系需要足够长远的眼光。尽管目前中国已经是周边数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似乎出现了某种经济上依赖中国的局势，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如果把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算作一个整体，基本上所有的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对象集团还是西方世界开创的贸易体系，甚至于中国本身也得益于这个开放的经济增长体系，至少加入 WTO的10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回顾自工业革命以来两百多年的历史，哪一个国家能够不断推动经济增长，让越来越多的人拥有高质量的生活，那么这个国家就拥有权力。因此，对中国而言，要创造性地塑造稳定的周边战略环境。一方面，要增强与美国的战略互信与合作，管控双方的分歧，既要对美重视，但也不必处处围绕美国转。另一方面，要调整中国的亚洲战略，让周边国家更多地分享中国崛起的好处，减少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