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引关注百度（德国新移民法案的内容）

本文目录

• 德国新移民法案的内容
• 德国政府同意650亿欧元的一揽子纾困计划，其中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 “希特勒曾经想要德国和中国分治世界东西”出自那本书，，历史资料是什么啊 ，
• 中国和德国之间都有什么贸易往来

德国新移民法案的内容

【 #德国移民# 导语】新的移民法它将进一步降低欧盟以外的专业人才移民德国的门槛。以下是 整理的德国新移民法案的内容，欢迎阅读！

【篇一】德国新移民法案的内容

　　1、根据新法，定义了有两类技术人员，即具有大学学位和接受过职业培训的技术人员。

　　2、新法规还废除了当地居民优先审计。

　　3、新法律取消了以前对非大学教育专业引进技术人员的限制，职业培训人员的引进将不受职业限制。

　　4、在欧盟以外的第三国接受过正规职业培训或大学文凭的申请人，只要具备一定的德语知识，并能提供生活来源证明，可以申请最长6个月的求职签证。

　　5、新法律规定，拥有欧盟以外第三国高等职业教育证书的申请人可以申请18个月的签证，以证明其在德国的职业高等教育证书，或进行补充培训。

　　6、在与申请求职签证相同的条件下，新法还规定了一种最长可达9个月的新型大学职位签证。

　　7、新法律还简化了9年级以上学生赴德留学的签证要求。它规定，任何具有国际背景的公立或私立学校都可以为学生申请德国留学签证。

　　8、第三国的申请人也可以在不申请德国大学或职业培训的情况下申请独立的德语签证。

　　根据德国《世界报》报道，德国目前人口共8267万人，其中，1947万人都具有移民背景，比例高达23.56%，也就是说，在德国，每四个人里将有一个具有移民背景。

　　根据柏林洪堡大学德国融入及移民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报告，到2060年，德国每年需要净移民40万人，才能避免就业人口及社会经济创造能力萎缩。

　　根据德国最新民调得出，德国大部分民众认为移民者对德国来说是良好的机遇，但国家不应接受更多的难民了。同时，大部分受访者（53%）认为移民对德国来说是机遇，17%持中立态度，29%反对这一说法。

　　这样的数据显示，多样性已是德国不可忽视的现实。它既是机遇，也带来挑战。

　　然而，在这些看似“简单”的移民政策下又暗藏玄机，德国政府在移民政策上埋了不少的“坑”。借此来把一些只想要享受德国的社会福利又不愿意为德国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排除在外。

【篇二】选择德国移民的原因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德国逐渐成为新移民国家，社会整体呈多元化，现如今德国人口有五分之一为移民，其中大部分是新移民贡献，因此德国逐渐成为了欧洲人口第一的移民国家，也被人们称为最适合移民的国家。

　　首先，德国没有移民监，无居住要求。蓝卡期间每年入境一次，永居期间每半年入境一次即可。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德国是屈指可数的不设移民监的国家之一，而且对申请人每次入境待在德国的时间长短没有要求，对于暂时不想出国居住，或是在国内有工作和生意的人士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其次，有的人担心移民德国以后，融入不到当地的环境中去，这一点大可放心，德国民众对华人的态度是非常欢迎的。

　　从这些德国人的评论中来看，在和中国人打过交道的德国人心中，华人群体一直很和善、易相处，也是他们真正愿意欢迎的群体。这些来自民间的声音，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严谨的德国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其实是非常友好的。

　　除了以上的原因之外，社会福利待遇也是移民者非常看重的因素。德国是西方国家中建立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最早的国家，制度的完善以及高效率也是世界公认的。

　　在德国，大部分公立大学都是免费的，从孩子的小学到研究生到博士，可以做到一切的学费全免，相比其他欧美国家动辄几十万的学费相比，德国教育的性价比简直不要太高。

　　德国的医疗保险是“一人投保，全家收益”，由医疗保险机构支付治疗费用。

　　德国最令人称道的就是生育金及儿童金，产妇会得到生育补贴，父母两人都可以享受育儿假，且这期间可以同时拿到联邦政府发的育儿补贴，除此之外每个孩子每月可以领到上百欧的儿童金一直到孩子满25岁，而且以此类推生得越多领得越多。

　　德国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公认的，此外还有社会救济金、失业金、养老金、护理金等。

　　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德国有着比国内低很多的消费水平。在国内看起来十分费钱的小资生活，在德国却是“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国内房价高昂的今天，德国很多地区的房价仅相当于国内二三线城市的房价，只需要工作几年就可以购买合适的房子。此外，汽车以及其他生活用品的价格就更不用多说了，同样也十分亲民。

　　正是具备了以上种种的因素，德国成为了最适合移民的国家，目前德国移民政策较为宽松，已经成为不少国内人士移民海外的捷径，而随着新移民数量的持续增长，移民政策很有可能面临调整。

【篇三】德国移民的入境须知

　　德国政府对空中安全非常重视，移民人士不能随身携带任何武器，包括刀子或其他利器上飞机，如果因故携带了这些物品，也要在办理登机手续前，放入大件的行李中一起托运，否则将可能被德国海关扣留。

　　德国海关规定，非欧盟国家的旅客在入境时，只能携带价值不超过58.8欧元的个人生活用品，否则将被征税。不过这一条规定在被执行时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德国海关并不能确定每一样物品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可以适当灵活掌握自己的行李内容。

　　德国政府对于烟、酒等特殊产品，也有不同的免税规定。

　　1.德国入境旅客可以携带的烟草数量是，香烟200支或小雪茄100支、烟草250克或雪茄50支。

　　2.德国入境旅客可以携带酒类产品的重量是，22度以上的酒1公升或22度以下的酒2公升、含有敬酒的饮料2公升、普通葡萄酒2公升。

　　3.德国入境旅客可以携带的咖啡和茶类产品的重量是，咖啡粉500克或浓缩咖啡精200克、茶叶100克或浓缩茶精40克。

　　4.德国入境旅客可以携带的其他产品重量是，香水50克或花露水0.25公升。

　　根据规定，对于人民币现钞，旅客可携带进出境的限额均为不超过20000元。对于外币现钞，出境旅客可携带外币现钞数额为不超过等值5000美元。

　　如果确实需要多带点现金，则需要提前办理申报手续，向外汇指定银行申领《携带证》，海关会凭加盖外汇指定银行印章的《携带证》验放。但是，如果想携带上百万的现金，即使有申报手续，也很可能会被收缴。

德国政府同意650亿欧元的一揽子纾困计划，其中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最近，德国方面为了应对新冠疫情以及地区局势带来的能源危机，同意650亿欧元的一揽子纾困计划（折合人民币大概是4463.94亿元。其中，有一些信息值得关注。

       一、这一个一揽子纾困计划一共价值650亿欧元，折合人民币是4463.94亿元左右，这一个一揽子纾困计划是为了应对近期德国国内因为新冠疫情带来的供应链危机、地区局势紧张带来的能源价格飙升，当前的德国民众已经深受高价能源的影响，人们的生活直接受到冲击，当地的工业也因此失去了以往的优势，这才是德国现在很难接受并且推出了这一个价值如此高的一揽子纾困计划。

       二、这一个一揽子纾困计划会包括能源市场改革，这主要是为了应对当前德国紧张的能源供给；同样，也会对利用能源紧张而大发横财的能源供应商给予打击，德国方面表示要坚决阻止这些行为，打击的方式是对这些利用能源进行“发横财 ”的能源供应商进行“超额利润税”，通过向能源供应商征税，从而获得税收，会用于补助能源计划。

       三、这一个一揽子纾困计划也会包括发放住房补贴、向退休金领取人员和学生按照剧情情况发放纾困金，同样的，也会增加儿童津贴。这一项计划中的这部分内容的花费就不少，但是在德国国内，针对这一部分补计划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 

       据媒体报道，这一份一揽子纾困计划并没有得到很高的支持，有不少民众对这个计划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了质疑，质疑声音最多的就是针对能源补贴方面。

“希特勒曾经想要德国和中国分治世界东西”出自那本书，，历史资料是什么啊 ，

您好，楼主这句话完全不存在！——希特勒与日本只签署了《**产国际协定》。因为他需要日本在远东牵制苏联。一战后，德国与中国在协约国的排斥下皆同病相怜。所以在战后的经济，军事，政治有相当的合作。（德国更多的是关心从中国获取资源），所以当日本强势进攻中国后，就默认了日本的举动，因为他不在乎谁控制中国，只要其利益不受损失即可（中日俩国都是其盟友）这也导致了中国倾向苏联，在苏联的支援下对抗日本。德国也开始支持日本，因为德日都仇视苏联。具体资料如下：希特勒的上台，把中国与德国最后的纽带慢慢的解除了。一、魏玛共和国时代早期的中德关系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使德国从世界一流强国的位置上跌落下来，海外市场与殖民地被以英法为首的战胜国剥夺殆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由于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代表的强烈反对，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代表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对巴黎和会和《凡尔赛和约》的共同不满，使德国积极谋求与中国、美国等非凡尔赛和约国家接近，试图重塑昔日的大国地位。1920年7月，德国前驻华总领事卜尔熙（von Borch）作为政府代表，来华与中国政府谈判恢复外交关系、重建两国通商关系事宜。德国方面表示，尽管中国未签署《凡尔赛和约》，德国仍将承认和约第128~134款中关于德国完全放弃前帝国在华特权的规定。1921年5月20日，中德两国正式签订《中德协约》，宣布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恢复友好和商务关系；德国放弃了在华领事裁判权，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原则。在政治关系改善的推动下，中德经贸关系很快得到了相当的恢复和发展。到1925年，德国自中国的进口达2.29亿马克，远远超过战前水平；出口为1.18亿马克，恢复到战前水平的90%，其中以**贸易最为兴盛。据中国海关统计，仅1925年，德国船运来华的武器总价值就达1300万马克，超过全部外国武器进口值的一半以上，而这还不包括走私和通过第三国转口的武器。德国公司也获得了一些兵工厂的建设合同，云南昆明兵工厂、沈阳化学兵工厂均是由德国人设计建立的。1921年9月，德国拟在广州重开领事馆。副领事瓦格纳（Wilhelm Wagner）于9月25日对孙中山作礼节性拜访，谈话中，孙中山提出了与德国合作问题，希望能得到德国的承认和支持。尽管瓦格纳对孙中山抱有好感，并对其联德思想十分感兴趣，但他认为：“从整体考虑，特别是考虑到同北京政府的关系，对此我们要妥善处理。”卜尔熙亦认为，与孙中山的南方政权只能保持非官方关系。对孙中山在德国招募顾问和游说德国企业家等活动，德国也表示不会给予“官方支持”，以免引起“我们已经承认的北京政府的误解”。1921年~1924年间，孙中山积极联德，三派代表赴德游说，并与前后三位德国驻广东领事反复交涉，却都收效甚微。德国官方一直未接受孙中山的倡议，只是在非官方的框架内对其经济设想提供了有限的支持。尽管孙中山的联德构想未获实现，但其这一主张却“为后来蒋介石领导下的****发展对德关系定下了基调，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二、20世纪30年代的中德关系1925年2月28日，魏玛德国第一任总统艾伯特因病去世。4月26日，兴登堡当选为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1928年8月17日，魏玛德国宣布承认南京****。中德双方的关系亦从此迈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28年11月，德国陆军前上校马克斯·鲍尔（Max Bauer）率领一个由他组织的25人的顾问团来到南京，以私人身份受雇于蒋介石政府，协助中国进行军事现代化建设。这个25人的顾问团包括10位负责军事训练的军官、6位军械后勤军官、4位警政专家和5位经济、市政管理、铁路管理、医疗、化工方面的专家，以“帮助蒋介石消灭各地军阀，把中国变成德国的市场”。从1928年鲍尔来华任职至1938年希特勒德国撤回所有在华顾问为止，总共有135名德国军事顾问受到官方的认可，被派往南京****任职，其中还不包括8名文职顾问和许多省级军事、技术专家。这些德国军事顾问大多数是普鲁士帝国军队以及后来的国防军参谋总部的军官，他们的在华活动与德国的经济、政治领导集团利益紧密联系，在重新恢复德国自《凡尔赛和约》以后失去的在华经济和政治影响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的对华政策还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因而当时军事顾问团的活动也没有完全同国防军或德国政府的官方政策结合起来。第一任军事顾问鲍尔上校对于****的军队现代化起了很大作用，在其建议下，南京政府成立了一个教导队，辖有一个步兵队、一个重兵器队、一个炮兵队和一个通信队，装备德国兵器，并以德国顾问指导训练，是国民党军队中多兵种现代化部队的胚胎。教导队初建时为一个团，1930年扩为教导师，尔后又扩编为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三十六师，不仅武器，甚至连军乐队的鼓号都由德国提供，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中坚力量。鲍尔不仅在国民党军队现代化上做出贡献，还在德国钢铁和化学工业对华贸易的增长上起了重要作用。在鲍尔率领的顾问团中，经济与技术专家占据了核心地位。他在给蒋介石的“整理中国陆军建议书”中就申明，中国“必须先有完整的**工业、交通、电讯、邮政，甚至市政与卫生设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现代化之国军均将受其阻碍”。鲍尔利用自己的顾问身份，多次与在华的德国法本化学公司、史蒂夫斯道夫辛迪加等著名大公司的代表直接会谈，商讨拓展两国贸易问题，并使德国大垄断财团直接与蒋介石取得了联系。1929年3月，德国工业家协会主席、法本公司总裁杜伊斯博格来华访问，同蒋介石进行会谈，表示德国工业界乐于同南京政府直接打交道，共同发展两国贸易。在鲍尔的建议和陪同下，蒋介石派出了陈仪为首的中国考察团，专赴德国考察政治、军事及军工技术，并与克虏伯、西门子等大公司签订购买了价值近100万德国马克的武器和军需品的意向性合同。1929年10月开始的经济危机在美国首先爆发。美国在战后将大量资金借给急需经济复兴而资金匮乏的欧洲各国，一举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为了应付经济危机，美国开始从欧洲抽回资金，由此使得欧洲的经济基础产生了动摇。欧洲的经济危机便于1931年5月率先在严重依赖美国资金的奥地利和德国爆发。在此之前，德奥曾拟建德奥关税同盟以共同应付经济危机，但遭到法国的坚决反对。5月11日，占奥地利银行业务近2/3的奥地利信贷银行宣告破产；7月13日，德国三大银行之一的达姆斯达特银行宣布倒闭，至8月5日，德国所有银行均关闭。德国国内工人运动迭起，魏玛政权摇摇欲坠，极端政治力量纷纷登场，布吕宁政府被通货膨胀、财政崩溃和大规模失业等社会问题搅得焦头烂额，此一时期德国的外交政策带有较为明显的“保守合作，低调参与”的色彩，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也刻意地保持了中立态度。10月10日，德国外交次长毕楼（Bernhard Wilhelm von Bülow）在日内瓦对德国驻国联公使莫提乌斯（Gerhard von Mutius）说：“德国对待满洲事变的态度原则上应该在华盛顿九国公约的框架内，应尽量少参与。”从艾伯特总统时代起，魏玛德国对中日一直采取的是等距离外交的政策，不愿开罪其中任何一方，以保证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尽管德国政府小心翼翼地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国际舆论中保持中立，甚至通过舆论将公众支持中国的思想导向中立，1932年初，日本各大报纸还是猛烈抨击了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参加了中国方面一二八抗战的军事行动，使得德国政府不得不在外交上讨好日本。1932年3月1日，由日本关东军扶植的伪满洲国建立，日本驻德国大使小幡酉吉多次造访德国外交部，在不同场合提议建立两国在满洲的纪念馆及合作关系。德国方面表示接受提议，但又“绝不采取任何特别的主动”，很显然，德国不想因承认伪满问题而得罪中国这个从经济上来说更为有利的亚洲伙伴。以1930年来说，德国与中日两国的贸易总额分别是3.475亿帝国马克和2.34亿帝国马克，德国的油脂工业几乎完全依赖中国满洲里的大豆出口。9月14日，小幡酉吉又向德国外长牛赖特（K***tantin Freiherr von Neurath）提交了一份关于请求德国承认伪满的备忘录，牛赖特推说要经外交部商议才能答复，但此事随着巴本内阁的倒台而不了了之。1933年1月，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巴本为副总理组成新内阁。随着希特勒的上台，德国的内政外交亦有了新的变化。在自传式的作品《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提出要为亚利安民族争取“生存空间”、土地、资源，德国必须向外扩张，而扩张的手段就是对外战争。无疑，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无战略构想的消耗战对德国是相当不利的，希特勒设计了一种新的不同类型的战争——闪电战争。这种战争需要做两件事：迅速重整军备和把潜在的敌国一一孤立起来，利用暂时的军事优势来进行一场短期的对敌各个击破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将扩大德国的人口和工业基地，使德国军队取得有用的经验，并把潜在的敌国吓唬住，从而加强德国，以便进行下一场这样的战争。在希特勒的战略构想中，中国和日本均占有一席之地。中国作为德国在远东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原料供给者，是德国许多重要战略资源诸如钨、锑、锰、铅、大豆、棉花的来源，也是德国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同时德国可以从对华贸易中得到其缺乏的大量外汇。而日本则是德国借以牵制苏联势力、吸引英国在远东注意力的重要**，德日双方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共同不满使得日本成为德国一个潜在的盟友。另外，希特勒的外交重心主要放在欧洲，只要中日两国保持和平关系，德国与这两国的关系就不构成难题。因而在希特勒掌权初期，德国对中日两国仍然实行魏玛政府的“等距离外交”原则。1933年夏，前德国陆军上将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访问中国，随后又于次年4月受聘于南京****，担任蒋介石政府的局势总顾问。塞克特曾任德国国防军参谋长、总司令，在《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只能保有10万陆军的情况下保佑并整顿了德国国防军，并因此获得了“国防军之父”的称号。包括丘吉尔在内的很多人认为，战后德国的大裁军事实上是欧洲安全的一个隐患，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德国军队的精英化，而塞克特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塞克特同德国军界、政界和经济界上层人物关系密切，他将中国军队的重整工作交给自己的副手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处理，本人则致力于军事工业及**贸易，在其1933年6月30日递交蒋介石的《陆军改革建议书》中就大肆鼓吹武器的作用，但中国兵工厂目前提供的装备远不能满足需要，“在欧洲**公司的帮助下”，中国将能顺利建立起**工业。1934年5月，蒋介石做出决定：今后将只购买德国**，并授权塞克特与军政部工兵署署长俞大维磋商决定购买**的种类和数量。不久，塞克特将德国在华**商汉斯·克兰（Hans Klein）引荐给蒋介石，有意使其作为援华建军计划的执行人。1934年1月24日，克兰在柏林创办私人有限公司合步楼（Hapro，“工业产品商贸公司”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dustrielle Produkte的德文缩写），总资本20万马克，克兰独资19万马克，主要贸易对象是发展同中国的**和战略性原料贸易。早在与蒋介石政府就合作问题谈判之前，克兰已经就**贸易与粤系军阀陈济棠签署了《中德交换货品合约》和《浥江口各兵工厂建筑物承建合约》，分别价值5490800港币和657000港币。事实上，合步楼公司的成立是得到德国军政部（后改称国防部）的暗中支持的。一个间接的证据就是，随着《德华信用借款合同》的签署，克兰及其合伙人将合步楼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军政部，同年，德国超越英、法、日，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8月23日，经过历时4个星期的谈判，克兰与****代表孔祥熙在南京秘密签订了《中国农矿产品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开始了以德国的工业产品、武器装备、机器设备、技术、人员等换取中国农矿产品和原料的易货贸易。但由于克兰与陈济棠的秘密协约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在1936年3月底德国军政部停止向广东当局运送军备后，中德双方遂于4月8日在柏林签订了《德华信用贷款合同》，德国政府给予中国政府以货物信用借款1亿马克，并且规定德国政府将1亿贷款交由德意志银行与中国中央银行执行双方货物互换的付款业务。从此，南京****由资源委员会筹集钨、锑等矿产，中央信托局筹集桐油、生丝等农产品，来交换大批的德国**、兵工厂及重工业设备。中德易货贸易对德国的意义是深远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疆界内，煤炭是德国唯一能够自给自足的战争原料，85%的石油、80%的铁矿、70%的铜、90%的锡、95%的镍、98~99%的钨和锑，以及20%的粮食来自国外。随着德国于1933年10月相继推出国际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希特勒扩军备战的意图也日趋紧迫，为了赋予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缺乏的那种经济持久耐力，必须对国家的生产能力进行有计划的、长期的动员，并为应付一场突发的持久而“全面”的战争贮存原料，而《中国农矿产品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的正式实行则为德国达到了这个战略目的。合同签订之后，希特勒通过塞克特致函向蒋介石转达谢意，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布隆堡也致函蒋介石等人表示祝贺。自此，中德关系进入了所谓的“蜜月时期”。英国报纸对此评论道：“同其他列强关系相比，中国同德国关系更加密切，无论在经济、政治上，还是军事关系上，德国人都独占鳌头。”30年代晚期，英国外交部一位官员这样评论德国的对外贸易：德国用计帐结算方式从瑞典买进一千吨铁砂，来炼出五百吨铁。德国用易货方式从中国买进十吨钨，又用计帐结算方式从土耳其购进二十吨铬砂。德国用这些没有花一分钱现金买来的材料炼出五百吨优质钢。德国用本国的辅助原料、燃料、电力、劳力和技能造出（譬如说）十辆坦克、两部涡轮机和一百台打字机。坦克投入现役；德国（因为它的坦克几乎已足够了）就把去年型号的四辆坦克调出来供出口。其中两辆卖给中国，两辆卖给土耳其；德国人不仅付清了钨和铬的价款，而且还换得十大捆棉花和一百吨黄豆。涡轮机卖给瑞典，抵偿了铁砂的价款之后还有余。九十九台打字机在英国出售，得二百英镑，用以购买无法用记账结算方式购得的较少量原料，如椰仁等。这样一来，德国陆军就获得十辆崭新的坦克，以替换四辆过时的旧坦克；德国工业获得十大捆棉花、一百吨黄豆、一架打字机（困难时期，力求节约）和二百英镑的椰仁，买了这一切而不损失任何外汇。诚然，德国就不需享用土耳其软糖和中国燕窝汤，因为土耳其棉花和中国钨对德国更为重要。但它增加了六辆坦克，能使一千名工人有两个月的工作；既然瑞典要收取铁砂的代价，就不得不购进德国的涡轮机，而瑞典也许更想买英国的涡轮机。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德政府之间的密切合作与往来也为中国的抗战准备做出了贡献。德国的军事顾问团帮助****整军建军，加快了****军事现代化的步伐，增强了国民党军队的军事素质，提高了国民党军队的综合作战能力。至抗战爆发前夕，全国大约有30万军队经过德国顾问的训练和重新武装——其中绝大部分是蒋介石的直属部队，其中又以在塞克特建议下组编的“德式中央军”（Germantrained Chinese Central Army）最为精锐，其余176个师团大多仅由轻步兵组成，装配的武器也仅有***、轻**和迫击炮。在抗日战争中，这些新式部队构成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主力和中坚力量。另外，德国军队事顾问直接为中国抵抗日本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战略和战术提议，并部分参加了中国的对日作战。尤其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对抗日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35年8月20日，他不顾德国外交部的反对，专门写成《法肯豪森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呈送蒋介石，对中国抗日提出了若干建议。甚至在1938年5月德国政府勒令所有在华的德籍顾问返国时，他也拒不从命，直至希特勒政府以其在德国境内的家人安全为要挟，才于同年7月离华。最后，德国对华输出的大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武器装备落后的状况，增强了中国的抗战实力；德国还为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提供了机器设备、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为中国持久抗战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三、七七事变后中德关系的转变1936年11月德日签订《**产国际协定》一事曾经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关注和不安，蒋介石以各种方式和渠道多次向德国询问德日协定中是否有关系到中国的秘密条款，并得到德国方面的保证，即德日协定仅仅是防共反苏性质，不会影响中德贸易和合作关系。1936年12月28日，德国****布隆堡还专门致电蒋介石，祝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6月孔祥熙访德时向希特勒否认中国存在****威胁的说法，希特勒向前者表示德中之间仅是商业关系，德国在远东没有任何政治上领土上的目的，德国唯一的愿望就是开展商业活动。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这一重大事件上，德国事先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任何消息，因而感到十分困惑和震惊，一时在外交政策上无法达成一致。最初，德国附和英美，发表声明指责日本违背了《非战公约》，希望中日两国尽快谈判，解决争端。7月20日，德国外交部公开宣称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并且私下对日本直言“不要期望德国会赞成日本的行动”。就这一问题，德国政府内部也有分歧。大致说来，****布隆堡、外交部长牛赖特和经济部长沙赫特是亲华的，里宾特洛甫及其所辖的“里宾特洛甫办事处”是热烈亲日的，对外政策部的兴趣只集中于阿富汗，纳粹党国外组织部对这一问题甚至没有明确的倾向和方针，戈林本人是同情日本的，但又对在华贸易的巨额利润很感兴趣，因而举棋不定。就希特勒本人来说，他对日本毫无预兆地同中国开战感到恼火。德国不愿支持日本，尤其在蒋介石向德国表示了坚定的抗日决心之后，希特勒害怕偏袒日本会把中国推向苏联的怀抱，从而增强后者的力量；而如果中日战争变成一场持久战，则无疑会减少日本对德国的价值，西方诸国和苏联就有可能在欧洲自由采取行动。此外，德国也不愿因为支持日本过早地同英美发生冲突，因此仍寄希望于双方通过协商解决冲突。7月22日，日本再次向德国提出停运**来华并撤回在华军事顾问，德国政府则表示这些贸易和雇佣关系都是私人身份的，政府无法阻止。德国官方向中国表示，德日《**产国际协定》与中日冲突没有任何关系。8月10日，沙赫特在柏林对再次来访的孔祥熙说，“只要中日部正式宣战，中德间的所有合同继续有效”。8月13日，日本进攻上海，中日间的全面冲突不可避免，德国开始意识到调和政策无济于事。但此时德国内阁中，牛赖特、布隆堡和沙赫特等人均认为德国挑起世界大战的时机尚未成熟，公开联合日、意对抗英美苏法未免失之过早。因此希特勒的对华政策尽管有了调整，但在远东仍继续推行中立政策。8月16日，希特勒在会见牛赖特与布隆堡时表示，他“原则上坚持同日本合作的观点”，但将继续对中国提供武器，由中国用德国所急需的原料和外汇来偿付。据统计，抗战初期中国对日作战**的80%左右来自德国。1927年8月21日，苏联主动与中国缔结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成为在抗战初期唯一公开援华抗日的国家，它给蒋介石政府以物资、技术、人力等方面的抗日援助后，蒋介石对苏联政府表示了热诚欢迎和赞誉。中苏的接近使得希特勒极为恼火，同时也同日本合作的观点更加坚定，因为“远东问题并非首要，德国也没有必要冒险支持中国，得罪日本”。9月3日，孔祥熙直接致函希特勒，为中苏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解释，声明此举只是中国抗日战略的需要，中国绝不会倒向****。但是，这番解释没能打动希特勒。随着战争的持久化，日本迫于形势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企图利用外交手段押赴中国。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表示愿意同中国谈判，并希望德国能从中斡旋。于是，从1937年10月下旬到1938年1月中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中日之间奔走，充当“传信人”的角色。在陶德曼调停期间，日本先后三次提出所谓的和平条件，而与此同时却并没有放松对华的军事侵略。不仅如此，日本政府提出的和平条件如内蒙自治、华北特殊化、上海交由国际共管等均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对此，德国政府不仅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反而力劝中国接受。1937年11月26~29日，陶德曼接连三次会见孔祥熙，劝说中国接受日本条件。12月2日，他又亲自会晤蒋介石，劝其投降。另一方面，德国也遣使赴日，提醒日本适可而止，不要采取过急行动，以配合陶德曼的劝降。但是，日本的态度随着其在战场上的胜利而相应变化。他们最初提出的条件在上海陷落之后出乎意料地于12月3日被蒋介石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但在南京的进一步胜利促使日本更进一步提出令中国无法接受的条件。具体条款如下：第一条，中国应放弃容共和反抗日“满”政策，与日“满”合作，共同实行防共政策。第二条，设置非武装地带，并在必要区域成立特殊政权。第三条，在日“满”华之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第四条，中国向日本作必要的赔偿。没等陶德曼和蒋介石的进一步商谈得出任何实质性的结果，日本方面便于12月16日发表了一份官方声明说谈判已经结束。东京方面对德国“提供的斡旋”正式表示感谢，并且撤销对****的承认，因为日本已经在华北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在南京扶植了一个“维新政府”。此后，虽然日本方面又于次年1月装模作样地提出了第三次和平条件，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的努力实际上已告失败。在陶德曼调停期间，德国的政策已经明显倒向了日本，希特勒希望通过压制中国做出巨大牺牲，部分满足日本的侵略要求，结束中日战争，实现两国和解，以维持德国的远东利益。调停期间，日本屡次向德方提出承认伪满、撤回在华军事顾问、停止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等要求，德国政府均未付诸实施。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德国政府必须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实际上是不难做出的。此时，东西方局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在远东，中日战争将继续下去。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和中国大部分国土的沦陷，德国认为中国在远东战略中的地位及德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已变得无足轻重，相反，进一步发展同日本的经济、政治关系却显得越发重要了。另一方面，在欧洲，希特勒于1937年11月5日召开“领袖会议”，要求三军将领迅速做好战争准备。自从1936年9月实行四年扩军计划以来，德国的军备已经日趋强大。丘吉尔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他写道：根据德国官方材料所公布的数字，从1933年3月底到1935年6月底的主要账目开支是：1933年接近50亿马克；1934年接近80亿马克；1935年接近110亿马克——总共240亿马克，大约20亿镑。请看这些数字，三年中的比数是5:8:11。这些数字很准确地给你提供充分发展**生产所常有的支出累进情况。同时，与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友好关系”使得希特勒能从西班牙得到他所需的铜、钨、铅、锰等战略原料。希特勒已经做好向东扩张、并发动世界大战的准备，在此时，日本的价值亦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在1938年2月5日，日本外相广田召见狄克逊，强硬要求德国停止一切对华军事合作，否则日本将考虑废除《**产国际协定》。为此，希特勒于1938年2月对德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原****布隆堡因与一名“身世可疑”女子的婚姻而被撤职，由希特勒自任****，布劳希契任陆军总司令，里宾特洛甫代替牛赖特任外交部长。至此，德国政府中以布隆堡、牛赖特为首的亲华派全部被替换或排挤，希特勒为他的新远东政策消除了一切障碍。2月23日，德国承认伪满。4月22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到柏林的指示，必须终止在中国的工作，立即返回德国。5月3日，德国政府下令对华实施**禁运。21日，德国政府正式下令，所有受雇于中国的德籍顾问一律返国，否则以叛国罪处理。7月5日，全体德国军事顾问离华返国。中德合作至此宣告结束，两国关系基本破裂。

中国和德国之间都有什么贸易往来

中国和德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包含，德国主要从中国进口电脑、纺织品等商品，中国从德国的进口则主要集中在机械领域。机械设备进口是中德贸易的重中之重。

在进口方面，2018年，德国货物进口来源国按金额计算前三位分别为中国(1062亿欧元)、荷兰(982亿欧元)和法国(652亿欧元)。

在出口方面，2018年，德国货物出口目的国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美国(1135亿欧元)、法国(1053亿欧元)和中国(931亿欧元)。

在贸易顺差方面，德国2018年对美国的顺差最高，达489亿欧元；其次为对英国的顺差，达450亿欧元；对法国的顺差则为402亿欧元。

扩展资料：

据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整理的历史数据显示，自2015年起，德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逐步减少，其中2017年德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145亿欧元。2018年，德国对华贸易逆差进一步降至130亿欧元。

发展中德贸易是保持和发展两国关系的一个基础。长期、持续和较快的发展中德贸易，有利条件是主要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双方经济和贸易的互补性；此外两国对外政策的相似性也是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