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协议2（第三版巴塞尔协议与第二版巴塞尔协议有何不同）

本文目录

• 第三版巴塞尔协议与第二版巴塞尔协议有何不同
• 巴塞尔协议解读
• 简述新巴塞尔协议的主要内容
• 巴塞尔协议2三大支柱
• 巴塞尔协议II的模型**有哪些
• 巴塞尔协议第二支柱包括

第三版巴塞尔协议与第二版巴塞尔协议有何不同

BaselII与BaselIII的异同BASELII—巴塞尔协议第二版， 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2004 年6 月正式颁布的。新协议延续了1988 年巴塞尔旧协议中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以信用风险控制为重点的要求，考虑了三大风险，里程碑式地确定了金融监管的三大支柱：一是最低资本要求。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计量风险备选方案：信用风险包括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IRB，分初级、高级法）；市场风险风险包括标准法和内部模型法类似（IMA）；操作风险包括基本指标法、标准法和高级计量法。二是监督检查。目的在于推动银行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实现资本要求、风险水平、风险管理能力三者的密切结合，提高银行整体风险抵御能力。要求商业银行建立包括治理架构、风险评估、资本规划等环节在内的资本充足评估程序，建立和完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全面及时识别、计量、监测、缓释和控制风险，确保资本水平能够有效抵御各类风险。三是市场纪律。具有强化资本监管，提高金融体系安全、稳定的潜在作用。在适用范围、资本构成、风险暴露评估和管理程序以及资本充足率四个领域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定量、定性的信息披露要求。对全球银行业及监管机构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极大影响了国际银行监管与风险管理进程，提高了世界各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和内控水平。但：一是系统风险监管不足，缺乏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实施。二是流动性风险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无法有效控制流动性缺口带来的巨大危害。三是风险覆盖范围不全面，交易对手风险与市场极端风险存在监管空白。四是资本监管规则存在周期效应，加剧信用周期的震荡幅度。五是资本计算方法过于复杂，存在监管套利空间。BaselIII，2010年12月颁布，一是修改资本定义，增强资本的质量、一致性和透明度；二是进一步扩大资本监管框架的风险覆盖面；三是引入**率作为资本监管框架的补充措施；四 是建立超额资本用于经济下行期吸收损失；五是建立全球流动性最低标准；六是提高系统性重要银行的监管标准。核心内容涉及：提高资本充足率；引入资本缓冲资金；设立新的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对**率设定标准。 过渡期安排：2011-2012年为监测期，2013年开始执行过渡期标准，2019年完全落实监管标准计划。

巴塞尔协议解读

《巴塞尔协议》是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巴塞尔银行业条例和监督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在瑞士的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议”的简称。该协议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有效地扼制了与债务危机有关的国际风险。 巴塞尔协议(Basel Accord)，全名是资本充足协议(Capital Accord) 巴塞尔委员会是1974年由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倡议建立的，其成员包括十国集团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的代表。自成立以来，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银行监管规定，如1983年的银行国外机构的监管原则（又称巴塞尔协定，Basel Concordat）和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Accord）。这些规定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十国集团监管部门一致同意在规定时间内在十国集团实施。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鉴于其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许多非十国集团监管部门也自愿地遵守了巴塞尔协定和资本协议，特别是那些国际金融参与度高的国家。1997年，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的问世是巴塞尔委员会历史上又一项重大事件。核心原则是由巴塞尔委员会与一些非十国集团国家联合起草，得到世界各国监管机构的普遍赞同，并已构成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至此，虽然巴塞尔委员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银行监管国际组织，但事实上已成为银行监管国际标准的制定者。 2002年10月1日，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修改资本协议建议的最新版，同时开始新一轮调查（第三次定量影响测算，QIS3），评估该建议对全世界银行最低资本要求的可能影响。从 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到1999年6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或称“新巴塞尔协议”）第一个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再到2006年新协议的正式实施，时间跨度长达30年。几十年来，巴塞尔协议的内容不断丰富，所体现的监管思想也不断深化。 签订背景 巴塞尔协议的出台源于前联邦德国Herstatt银行和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Franklin National Bank）的倒闭。这是两家著名的国际性银行。它们的倒闭使监管机构在惊愕之余开始全面审视拥有广泛国际业务的银行监管问题。 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将管制理论运用到银行领域，并逐步取得了共识。他们认为，在追逐论、社会利益论及管制新论三种最有影响的管制理论当中， “捕获论”（The Capture Theory）将管制者与被管制者视为博弈中的猫与鼠，最终是管制对被管制者有利，因而主张放弃管制。这种理论显然忽视了社会公众能从管制中受益的事实； “管制新论”（The New Economic Theory of Regulation）则将管制视为管制集团与被管制集团间锱铢必较的政治程序，是被管制集团提出要求、管制集团满足这种要求并从中获利的一种商品。由于管制这一商品供求双方的数量函数难以确定，因而降低了这一理论的实践价值；只有“社会利益论”(The Public Interest Theory)最具理论和实践意义。该理论将管制视为消除或减少市场破产成本进而保护公众利益的手段，市场破产成本根源于自然垄断、外部效应及信息的不对称。与前两种理论明显不同的是，这种理论既找到了管制的依据，也明确了管制的意义和努力方向。 有必要对银行引入管制的原因在其外部效应和信息的不对称。尽管Benton和Gilligen等人在80年代初都论证过，银行业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规模经济，但多数金融学家都否认银行的自然垄断性质。从外部效应和信息的不对称来看，银行业务的特性决定了银行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其外部负效应不仅体现为债权债务链条的断裂，从而给工商企业和社会公众带来巨大损失。而且这些又反过来造成银行体系的混乱，并殃及社会的稳定；信息的不对称对银行而言则是一把**剑，它既可以掩盖银行储备不足和资产质量低下的窘迫，也可能因公信力的丧失而破产倒闭。银行困境的解脱取决于清偿能力尤其是流动性的大小。解决这一问题的传统做法一是资产变现，二是市场介入，但是这两种做法的劣势非常明显。除了要损失大量的交易费用之外，还要受到市场资金可供量的严格制约，从而产生巨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各国中央银行一方面充当最终贷款人，在商业银行面临流动性危机时对其施以援手，另一方面则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对受损公众进行补偿。这类亡羊补牢式的举措都是立足于银行的外围，没有对银行的经营过程提出根本性要求，因而不仅未能有效地遏止银行的倒闭，反而可能增大了银行破产的风险，故而遭到经济学家的批评。由于最终贷款人的存在（最终贷款人通常以低于市场的利率放贷）以及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商业银行一方面有通过增加高风险投资转嫁保险成本、获取高额利润的欲望。另一方面也有扩大债务依存度的冲动和便利，破产风险因此不断累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以及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巴塞尔委员会才逐步将银行的监管从外围修补转到内部调控，并对影响银行风险的主要因素进行详细的剖析。 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出台 Herstatt银行和富兰克林银行倒闭的第二年，即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出台。这个协议极为简单，核心内容就是针对国际性银行监管主体缺位的现实，突出强调了两点：1、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2、母国和东道国应共同承担的职责。1983年5月，修改后的《巴塞尔协议》推出。这个协议基本上是前一个协议的具体化和明细化。比如明确了母国和东道国的监管责任和监督权力，分行、子行和合资银行的清偿能力、流动性、外汇活动及其头寸各由哪方负责等，由此体现“监督必须充分”的监管原则。两个巴塞尔协议因此也就没有实质性差异：总体思路都是“股权原则为主，市场原则为辅；母国综合监督为主，东道国个别监督为辅”。但是两者对清偿能力等监管内容都只提出了抽象的监管原则和职责分配，未能提出具体可行的监管标准。各国对国际银行业的监管都是各自为战、自成体系，充分监管的原则也就无从体现。 实质性进步 巴塞尔协议的实质性进步体现在 1988年7月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报告》（简称《巴塞尔报告》）。该报告主要有四部分内容：1、资本的分类；2、风险权重的计算标准；3、1992年资本与资产的标准比例和过渡期的实施安排；4、各国监管当局自由决定的范围。体现协议核心思想的是前两项。首先是资本的分类，也就是将银行的资本划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类，对各类资本按照各自不同的特点进行明确地界定。其次是风险权重的计算标准，报告根据资产类别、性质以及债务主体的不同，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表内和表外项目划分为0%、20%、50%和100%四个风险档次。风险权重划分的目的是为衡量资本标准服务。有了风险权重，报告所确定的资本对风险资产8%（其中核心资本对风险资产的比重不低于4%）的标准目标比率才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可见，《巴塞尔报告》的核心内容是资本的分类。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直接就将《巴塞尔报告》称为规定资本充足率的报告。 监管思想的根本转变 《巴塞尔报告》反映出报告制定者监管思想的根本转变。首先是监管视角从银行体外转向银行体内。此前的协议都注重如何为银行的稳定经营创造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强调政府的督促作用以及政府间的分工协作，对银行体本身尤其是对银行防范风险屏障的资本没有作出任何有实际意义和可行标准的要求。而《巴塞尔报告》则直指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资本标准及资产风险两个方面对银行提出明确要求，从而解脱了监管当局劳而无获或收获甚微的尴尬；其次，监管重心从母国与东道国监管责权的分配转移到对银行资本充足性的监控。《巴塞尔报告》规定银行必须同时满足总资本和核心资本两个比例要求，总资本和核心资本都必须按明确给定的标准计量和补充。这既是对以往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表明报告真正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报告出台以前，各国虽然也对资本金规定了规模要求，但并没有对资本的内涵和外延做出明确规定，这使银行可以轻易地通过会计处理增加银行帐面资本金，并实际加大资产与负债的落差，进而加大银行的经营风险；此外，由于资本金的管理还处在原始的静态管理状态，无法形成根据资产和负债的性质及其变动相应调整的机制，因而使这种资本金管理形同虚设，发挥的作用也极其有限。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此前协议的监管重心只能简单地放在监管责权的分配之上。第三，注重资本金监管机制的建设。资本金监管的生命力在于它突破了单纯追求资本金数量规模的限制，建立了资本与风险两位一体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机制。这表明报告的制定者真正认识到资本是防范风险、弥补风险损失的防线，因而必须将其与风险的载体（即资产）有机相联。而资产的风险程度又与资产的性质相关。报告以不同的风险权重将不同风险的资产加以区分，使得同样规模的资产可以对应不同的资本量，或者说同样的资本量可以保障不同规模的资产。资本的保障能力随资产风险权重的不同而异，体现出报告的动态监管思想。针对以往银行通常以金融创新方式扩大表外业务以逃避资本监管的现象，报告认识到监管表外资产的必要，因而首次将表外资产纳入监管。由于当时表外业务的种类、规模及其破坏力有限，报告只能简单地将期限种类各异的表外资产套用表内资产的风险权数来确定其风险权重，并相应提出了资本充足性的要求。第四，过渡期及各国当局自由度的安排表明，报告真正认识到国际银行体系健全和稳定的重要，各国银行的监管标准必须统一。而这种安排则充分考虑到了银行的国别差异，以防止国际银行间的不公平竞争。

简述新巴塞尔协议的主要内容

法律分析：根据新资本协议的初衷，资本要求与风险管理紧密相联。新资本协议作为一个完整的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由三大支柱组成：一是最低资本要求；二是监管当局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督检查；三是银行业必须满足的信息披露要求。

法律依据：《新巴塞尔协议》 2. 委员会认为，完善资本充足率框架有两方面的公共政策利好。一是建立不仅包括最低资本而且还包括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的资本管理规定。二是大幅度提高最低资本要求的风险敏感度。3. 完善的资本充足率框架，旨在促进鼓励银行强化风险管理能力，不断提高风险评估水平。委员会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将资本规定与当今的现代化风险管理作法紧密地结合起来，在监管实践中并通过有关风险和资本的信息披露，确保对风险的重视。

巴塞尔协议2三大支柱

法律分析：1.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仍然是新资本协议的重点。2.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是为了确保各银行建立起合理有效的内部评估程序，用于判断其面临的风险状况，并以此为基础对其资本是否充足做出评估。3.市场约束旨在通过市场力量来约束银行，其运作机制主要是依靠利益相关者（包括银行股东、存款人、债权人等）的利益驱动，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会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方面关心其利益所在银行的经营状况，特别是风险状况，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免受损失，在必要时采取措施来约束银行。

法律依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11.第一支柱对风险加权资产的修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幅度修改了对老协议信用风险的处理方法，二是明确提出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的范筹，即操作风险将作为银行资本比率分母的一部分。

巴塞尔协议II的模型**有哪些

巴塞尔协议2存在的问题：从金融监管方面的**。其关于金融监管的理念仍停留再机构性监管层面，增加监管套利可能性，增加资源损失，降低监管机构的监管效力。由于巴塞尔协议2仍然是以行业作为区分标准进行机构监管，并没有将投资银行纳入监管范围，其次是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缺失监管指标具有顺周期效应且规则相对宏观，缺少对银行的内部监管。多模型的应用，导致了监管套利。各模型之间缺少可比性，且模型比较复杂。风险度量方面**，风险覆盖能力不足，体现在资本充足率的分子分母上。缺乏对流动性风险的管理，系统性风险过高。var模型置信区间的设定导致尾部风险无法估计放大了顺经济周期效应，银行贷款违约会增加，信用等级必然下降资本充足率分子资本金的标准不严，资本充足率不够，标准不够严格

巴塞尔协议第二支柱包括

巴塞尔协议第二支柱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基于银行自身视角的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ICAAP)，另外一个是基于监管机构视角的监管复核与评估机制(SREP)。商业银行在实际的巴塞尔协议实施过程中，icaap 是第二支柱的核心内容，第二支柱监管思路在此基础上得到清晰的理解。

第二支柱通过银行主导的icaap 和监管机构主导的srep 建立起银行和监管机构间的对话机制，这对银行的内部治理机制和管理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如果落实这些监管规则，银行需要构建一套与自身管理水平相适应的评估机制和工作方**，对自身所面临的整体经营战略、风险偏好、风险水平以及与资本的匹配程度进行全面评估，建立资产与负债、风险与资本统筹兼顾的管理体系，持续推动内部资本充足的综合能力建设，确保在正常和压力环境下持续保持与自身风险偏好、管理能力相适应的资本充足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