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与哈耶克（哈耶克：勇敢与不确定性共存）

本文目录

• 哈耶克：勇敢与不确定性共存
• 什么是方**个人主义它在西方经济学
• 读书笔记—哈耶克的思想影响
• 波普尔的外界误解
• 理论与实践哪个重要
• 第49周问答 | 凯恩斯与哈耶克的友情和交锋
• 哈耶克：理性的自负

哈耶克：勇敢与不确定性共存

哈耶克认为，“理性的自负”，就是对人类的理性能力抱有过度的信心，相信理性能获得几乎完美的知识，从而构建出完美的社会规划，实现理想的人类生活。在20世纪，西方思想面对的两大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解释纳粹德国的灾难和苏联模式的失败。哈耶克正是依据“理性的自负”这个概念对这两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纳粹与苏联的历史和“理性的自负”有什么关系呢？哈耶克的回答有什么特别之处，又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纳粹是非理性的吗？首先，哈耶克用“理性的自负”来解释德国和苏联的历史，这是与当时主流看法不同的另类观点。在二战后期，西方主流观点认为，纳粹德国和苏联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模式，苏联是超理性的，而纳粹是非理性的，两者相距甚远。但哈耶克认为，这两种模式的病根是同源的，都来源于“理性的自负”。具体表现就是，在经济领域中推行计划经济，在社会规划中依赖高度理性化的系统设计。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了他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其中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批评已经非常有名了，但很多读者往往忽视了，这本书中还专门探讨了纳粹主义的思想起源。在此之前，流行的观点认为纳粹主义是一个没有思想深度的反理性运动，是一群疯狂之人的所作所为。哈耶克说，事实并非如此，纳粹主义有它深刻的思想起源，它其实是一种集体主义梦想的最高版本。哈耶克分析指出，推崇组织计划的思想早在20世纪初就在德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引用1920年代德国出版的一部著作，里面这样写道：“普鲁士的观念”要求每个人都应当成为国家的公务员……未来的国家将是一种官吏治理的国家。将来是商业统治国家，还是国家统治商业：必须由德国来为全世界解决这个决定性的问题。 从1930年初期，德国就开始创建一套强有力的计划经济体制。包括建立一系列经济控制机构，通过垄断集团来控制企业，甚至直接由政府来规定商品价格等等。这种做法一度非常成功，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创造了德国经济复兴的奇迹。但奇迹中隐藏着深刻的危险，比如农业的各个细微环节都受到了国家的控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在进一步向战争经济转型之后，德国的经济体制最终随着战争失败而破产了。哈耶克强调指出，这种规划模式表明，纳粹德国并不是疯狂的产物，在它的思想和实践中都包含着高度理性的部分，试图用理性的现代化来铲除所有非理性的东西。甚至在对于犹太人的迫害中，纳粹的口号首先不是仇恨，而是用伪科学来证明犹太人是不符合秩序的存在，因此要被铲除。纳粹德国在道德和社会秩序上的“洁癖”都来自所谓科学理性，他们相信自己掌握了人类的终极知识，想要无限度地追求卓越。充满诱惑的“理性的自负”这里就体现出了哈耶克的第二个独到之处，和当时西方主流观点不同，他对纳粹德国的批判诊断首先不是道德指控，而是揭露它在认知上的错乱：纳粹的灾难不是一群疯子或恶魔造成的，其根源是对“理性”的错误认知，被“理性的自负”所诱惑。在理性的自负下，人们追求的理想可能是极其崇高的，但理性的自负会让我们事与愿违。波普尔也曾说过，一些极权制度的设计者有着美好的愿望，也有敏锐的洞察力，但却因为陷入乌托邦的幻想，最终造成了灾难。爱因斯坦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通向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既然“理性的自负”如此危险，那我们防范警惕就好了，这是最直接的反应，但哈耶克的告诫还要深刻得多。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这本书中说到，理性的自负之所以致命，是因为我们很难逃脱一种诱惑，就是想用理性去做整体设计。因为这给了我们一种期望，用整体规划去摆脱和征服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它带来的焦虑和不安。但是，这是一个虚幻的期望。“人类的必然无知”与自发秩序哈耶克思想告诫我们，必须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的必然无知”。这不是说人类什么都不知道，而是强调人类的知识总是有局限的，必然包含着无知的一面。 在哈耶克看来，理性有两个作用。第一就是追求知识。但是，理性并不能穷尽所有的知识。有句名言说，你知道的越多，你不知道的也就越多。想用理性去穷尽知识，这就是理性的自负，是一种幻想。所以，理性有第二个作用，就是认识到理性知识本身的局限性，对此保持审慎和怀疑。所以，计划经济的根本弊端，就是自负地认为人类能够获得充分的知识，设计完美的秩序。在哈耶克看来，这根本是不可行的。可是，如果承认人类的必然无知，那么社会秩序又如何产生呢？这就回到了昨天讲过的核心概念：自发秩序。哈耶克指出，即使没有人为的整体设计，秩序也能够自然生成，自发演化，上一讲举了乡间小路、语言和法律的例子。但还有一个最为经典的自发秩序，就是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商品应该如何定价呢，照理说，这和消费者的需求有很大关系。要合理定价，你就要了解这些需求。但消费者的需求千差万别，同一件商品对不同的消费者很可能有不同的作用和价值，你不可能了解到每一个消费者的具体需求。没有充分的知识，怎么能够做出合理的定价呢？哈耶克说，市场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市场自发地提供了一个交换系统，把千差万别的需求汇聚起来，形成一个市场价格，能够对复杂的需求及时作出反应。在市场价格的形成过程中，一个没有经过刻意设计的秩序出现了，即使仍然没有人能够获得全部的信息和知识，但市场本身也能自发形成相对合适的价格。这就是自发秩序。哈耶克对于20世纪思想的两大核心问题作出了独到的解释和批判，他的思想本身也在20世纪遭遇了波澜起伏的命运。在早期，哈耶克的观点是对主流思想的挑战，在思想界位于边缘的位置。在他和凯恩斯的论辩中，起初是凯恩斯占据上风，他的国家干预理论更受欢迎，因为当时西方社会刚刚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直到1970年代，哈耶克的声誉才有所好转。1974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人们那时发现，计划经济模式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出它的弊端。到了1980年代，以里根和撒切尔执政为标志，放任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越来越盛行，哈耶克的声誉也随之提升。到了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一时间哈耶克的声名如日中天，他被看成一个理论先知，在几十年前就预言了苏联的末路，曾经边缘的哈耶克思想变成了新的主流。然而，随着近三十年来随着西方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增长放缓，人们又开始反思和批评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来看待哈耶克的思想？ 在我看来，哈耶克既不是异端，也不是先知。他的思想有深刻的洞见，但不应该被当作是教条。实际上，哈耶克自己也不是反对所有的计划。他当然明白，有意图地去规划和设计，这是人类意识本身就具有的特性。如果要强行否定这种特性，那才是最反自然的“人为设计”。 哈耶克真正要反对的“理性的自负”，是那种妄想能够彻底扫除无知的、全知全能式的计划方案。 恰恰是因为计划活动是不可消除的，所以我们才要防范滥用计划。哈耶克和波普尔都提醒我们要警惕理性，这不是因为理性不好，而恰恰是理性很好、很管用，所以才要特别警惕对它的夸大和滥用。康德曾经说，人类的不成熟状态就是不敢公开大胆地运用理性。那么哈耶克则进一步揭示出，如果妄想用理性彻底征服无知，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这是人类的另一种不成熟。人类真正的成熟，是在勇敢运用理性的同时，直面自己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的无知，勇敢地与不确定性共存。

什么是方**个人主义它在西方经济学

方**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又称个人主义方**，是一种哲学的研究方法，将社会的发展看作是许多个人的聚集（整体上是个人主义的一种形式），以此解读和研究许多学科。在最极端的形式上，方**的个人主义认为「整体」只不过是「许多个体加起来的总合」（原子论）。方**的个人主义也被称为「化约主义」（reductioni**）的一种形式，因为它的解释方式是将一个大的实体化约为许许多多的小实体。值得注意的是，方**的个人主义并不一定代表政治上的个人主义，尽管许多使用方**的个人主义的学者，如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卡尔·波普尔也都是政治个人主义的支持者。

读书笔记—哈耶克的思想影响

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这本书中提到理性的自负，之所以致命，是因为我们很难逃脱一种诱惑，就是想用理性去做整体设计，因为这给了我们一种期望，用整体规划能够摆脱和征服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它带来的焦虑和不安，但是这是一个虚幻的期望。 在这里,我们就进入了哈耶克思想的深层。他告诫我们,必须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的必然无知”。这不是说人类什么都不知道,而是强调人类的知识总是有局限的,必然包含着无知的一面。在哈耶克看来,理性有两个作用。第一就是追求知识。但是,理性并不能穷尽所有的知识。有句名言说,你知道的越多,你不知道的也就越多。想用理性去穷尽知识,这就是理性的自负,是一种幻想。所以,理性有第二个作用就是认识到理性知识本身的局限性,对此保持审慎和怀疑。所以,计划经济的根本弊端,就是自负地认为人类能够获得充分的知识设计完美的秩序。在哈耶克看来,这根本是不可行的。可是,如果承认人类的必然无知,那么社会秩序又如何产生呢?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讨论的核心概念:自发秩序。哈耶克指出,即使没有人为的整体设计,秩序也能够自然生成、自发演化。我们举过乡间小路、语言和法律的例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最为经典的自发秩序是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商品应该如何定价呢?照理说,这和消费者的需求有很大关系。要合理定价,你就要了解这些需求。但消费者的需求千差万别,同一件商品对不同的消费者很可能有不同的作用和价值,你不可能了解到每一个消费者的具体需求和购买动机。没有充分的知识,怎么能够做出合理的定价呢?哈耶克说,市场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市场自发地提供了一个交换系统,把千差万别的需求汇聚起来,形成一个市场价格,能够对复杂的需求及时做出反应。在市场价格的形成过程中,一个没有经过刻意设计的秩序出现了,即使仍然没有人能够获得全部的信思和知识,但市场本身也能自发形成相对台适的价格。这就是自发秩序。在我看来，哈耶克既不是异端，也不是先知。他的思想有深刻的洞见，但不应该被当作是教条。记得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同事，著名政冶哲学家奥克肖特曾经说过，哈耶克自己也是一个计划主义者，他是“那种想阻止一切计划的计划主义者”。但这也是对哈耶克做了教条主义的解释。实际上，哈耶克自己并不是反对一切具有计划取向的实践活动，否则他对中央银行和高等法院的设想就完全不可思议了。他当然明白，人的实践活动中总是存在着有意图的计划，这是因为人类意识本身就具有这样的特性，能够对未来做出设想，以此来引导实践。如果说要强行否定和消除人的这种意识特征，那才是最反自然的“人为设计”呢。 哈耶克真正要反对的“理性的自负”，是那种妄想能够彻底扫除无知的、全知全能式的计划方案。恰恰是因为计划活动是不可消除的，我们才要防范计划像这样被使用。哈耶克和波普尔都提醒我们要警惕理性，这不是因为理性不好，而恰恰是理性很好、很管用，所以才要特别警惕对它的夸大和滥用。 康德曾经说，人类的不成熟状态就是不敢公开大胆地运用理性。哈耶克则进一步揭示出，如果妄想用理性彻底征服无知，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这是人类的另一种不成熟。事实上，人类真正的成熟，是在勇敢运用理性的同时，直面自己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的无知，勇敢地与不确定性共存。

波普尔的外界误解

对波普尔的思想有两个流行的误解，似乎又必要予以澄清。科学至上论由于波普尔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标准做了大量而细致的解释，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科学至上论”或“唯科学主义”的鼓吹者。这是一种非常初级的误解。在波普尔看来，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在于经验上的可证伪性，但他坚决否认这是区分“有意义”和“无意义”的划界标准。在这个问题上，波普尔与逻辑实证主义者有着尖锐的冲突，后者认为，只有逻辑命题和科学（经验可检验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而波普尔则坚持，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划界标准绝不是“意义”的划界标准。相反，他认为宗教、神话和形而上学等命题，虽然不是科学陈述，但他们有自身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有些可以成为科学猜想的源头。他甚至认为许多被他称作“伪科学”的理论，如弗洛伊德心理学，本身可能有深刻的洞察力，而且他们的学说有可能是正确的，只是不具有可证伪性，无法在经验上予以检测。在波普尔的词典里，“科学”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的同义词，更不是“正确”或“真理”的同义词。科学知识也不是人类唯一有意义的智**业。他强调，科学理论都只是暂时的、尚未被证伪的假设，更是否定了将科学等同于真理的迷信。所以，与那种流行的误解恰恰相反，波普尔实际上是一位科学至上论和唯科学主义的最强烈的批判者。右翼立场另一个对波普尔政治立场的误解值得更为认真的讨论。哈耶克被普遍看作 “右倾”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与波普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亲密关系是人所共知的，他甚至在给波普尔的书信中提及“我们的哲学”。另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也曾对波普尔予以盛赞。伯林在他的《马克思传》1963年版的序言中，称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是“一部具有罕见创造性和强有力的著作”，并认为在所有在世的作者中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学说做出了“最谨慎、也是最摄人的批判”。而波普尔本人也的确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这些因素都会使人们很自然地推断，他会在政治上持“右翼立场”。这种观点虽然不是空*来风，但仍然有严重的偏差。实际上，波普尔在政治立场上与他的自由主义同伴具有相当的距离。首先有必要指出，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虽然怀有偏见，但并没有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攻击。《开发社会》一书是从批判理性主义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做出的分析性批判。波普尔对马克思本人怀有很深的敬意，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天才的哲学家，也敏锐地意识到，马克思将自己的理论与“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是正当的，而且他的理论在当时的确是科学的，因为提出了大量可以被经验事实检测的预言。只是在波普尔看来，其中许多重要的预言已经被历史证伪了。但他主要批判的对象是他所谓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管社会实践中出现了多少与理论相悖的事实，仍然要坚持理论的教条并为此不懈地的辩解。这种教条主义的自圆其说恰恰违背了科学的一个基本品质，那就是理论要勇敢地面对实践的检验。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不再具有科学的品格。同时，波普尔也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决定论，这将导致对社会实践做出整体的和长远的计划安排。虽然当时波普尔并没有触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但他所倡导的“渐进社会工程”理念，主张一种在不断尝试中修正错误的社会演进模式，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不是没有启示意义的。波普尔少年时期曾是一名****者，虽然他后来放弃了这一信念，但此后许多年仍然信奉社会主义，而至今仍然对马克思关于人类平等与自由的道德理想抱有很深的认同。他在《无穷的探索》中写道： “如果社会主义有可能与个人自由相结合，那么我仍然是社会主义者。因为没有什么比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过着一种朴素、简单而自由的生活更好了。”他后来意识到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因为力求实现平等可能危及自由，但在不自由的人们中间是不会拥有平等的。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的确强调自由对平等的优先性。但是由此并不能推断他持有右翼的政治立场。恰恰相反，他在很多重要问题上的观点似乎更具有“左翼”的政治倾向。在《开放社会》第二卷中，波普尔明确反对极端自由主义，特别是经济放任自由主义；激烈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论，认为这将使富有者无限度地剥削穷人，结果将使穷人丧生自由。因此，他强烈支持国家的经济干涉主义：“我们必须建立保护经济上的弱者不受强者侵犯的制度，并且通过国家权力对此加以巩固……，这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国家不干预的原则和经济体制不受约束的原则，如果我们希望自由得到维护，那么我必须要求国家用有计划的经济干预取代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政策，我们必须要求经济干预主义取代****”。这段引言自身是极为明确的，如果说波普尔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那么一个要求取代经济****的自由主义者，在我们这里至少称得上是 “自由左派”。结语一个深刻而清澈的思想者，一个徘徊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学者，一个反对旧****的自由主义者，一个以偏执的风格竭力宣扬审慎与开放的雄辩者，一个享有盛名又在流行中倍受误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卓越而独特的卡尔·波普尔。他一生无穷的探索，最终将苏格拉底“我一无所知”的箴言作为自己思想的墓志铭。他以最有力的方式告诫人们知识的局限性，以警惕理性自负的危险。对于20世纪人类历经的灾难与恐怖来说，波普尔是一位诊断思想瘟疫的医生。如果他的告诫已经成为今天的常识，那么他被淡忘也正是他杰出的成就。倘若有一天，类似的瘟疫再度流行，人们才会重新想起他，并记起他的诊断。

理论与实践哪个重要

理论是实践的前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我个人认为两个是缺一不可~在学术界，我们习惯于敬畏晦涩的学说，但我们常常忘记：正是通过极为卓越的工作，一些原本复杂的思想谜团才变得清澈起来，一些被许多晦涩的文本反复讨论的问题才获得了可能的解决出路。而波普尔正是这样一类卓越的思想家。一个世纪前，对绝对真理与决定论的批判在公共思想界还是一个异端，而波普尔以他独特的风格（以及近乎偏执狂一般的雄辩热情），推动了思想史上的一次转折，使这种异端学说在今天甚至成为了常识。但这绝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常识，而是改写了人们的科学观、历史观与社会演进观的意义重大的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一流思想家的行列。 作为哲学家的成就 波普尔作为思想家的意义也许还比较容易澄清，但对他在哲学上的贡献则有非常多的争议。虽然波普尔本人倾向于将自己看作哲学家，但在专业哲学领域中他的声誉是相当可疑的。许多人轻视他的工作，也有人根本不承认他的哲学家资格。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我以下的分析将着重于指出，对波普尔哲学成就的评价是困难的，这与他的研究领域和个人风格的独特性有关。 波普尔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对归纳问题的批评性研究，这属于典型的知识论领域。他的证伪主义学说来自于对归纳方法作为知识成长逻辑基础的质疑，但这并不是一个原创性的发现。休谟早在200年前就提出“归纳问题”，罗素也曾以诙谐的方式重提（一只每天被主人照常喂养的鸡，怎么也“归纳”不出终有一天自己会被主人拧断脖子）。而维特根斯坦（这位波普尔一生都耿耿于怀的论敌）在1921年出版的文体独特的《逻辑哲学论》中清晰地重述了这一点：“归纳过程在于此：即我们采取能与我们的经验相协调的最简单的规律（6.363）。可是这个过程没有逻辑基础，而只有心理学的基础（6.3631）。”所以，就归纳问题的发现而言，前有休谟提出，后有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再论，波普尔对此毫无原创性可言。波普尔对此毫无原创性可言。 波普尔的哲学贡献在于对归纳问题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与维也纳学派的基本思路相反，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以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而不是“可证实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陈述的划界标准，并以“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归纳－证实” 的“实证机制”，为科学知识的成长提出新的解释。波普尔早在1930年代初就明确提出了这个想法，无疑是具有原创性的。但如何在哲学上评价这一创见是可以商榷的。也许，可资对比参照的是维也纳学派的工作。 以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为精神领袖的维也纳学派，聚集了许多极为优秀的哲学家和数学家。他们曾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逐字逐句地阅读和讨论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不是一遍，而是两遍！），当然早就充分意识到归纳问题的困难所在。也就是说，他们和波普尔面对的是同样的难题。但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主要成员仍然坚持在实证的方向上予以解决。其中，卡尔纳普（R. Carnap）以概率诠释来拯救归纳方法的路径起初看来颇有希望，但后来遭遇到许多（包括波普尔在内）有力的反驳，看不到更有希望的进展前景而放弃，卡尔纳普本人最终转向语义学研究。维也纳学派也因为多种原因（特别是石里克被刺身亡）而终于解体。 波普尔在其思想自传《无穷的探索》中声称，正是他“扼杀了逻辑实证主义”，虽然他不是有意的，但还是要对当时这个重要哲学流派的破产“负有责任”。这虽然有自夸之嫌，但以下结论还是可以成立的：对于科学知识论中的归纳难题，没有人（包括维也纳小组的成员在内）完成了足以与波普尔证伪主义相竞争的可能的解决路径。这在哲学上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虽然可能难以称作“第一流的成就”。 波普尔人格倾向中的偏执与固执可能多少影响到哲学家对他的评价。比如，他坚定的声称自己已经完全解决了200年来困扰着哲学家的休谟难题，这个被布劳德（C. D. Broad）称作“哲学的家丑”的问题。但这个自信的论断受到许多哲学家和一些科学家的质疑。特别是波普尔难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日常经验中仍然依赖归纳方法的问题（在艾耶尔看来，这才是休默难题的关键所在）。波普尔为此作了大量的自我辩护，包括对科学发现的心理过程与逻辑基础做出区分。许多辩论的确带来了理论的完善，但如果波普尔能够更为谦逊，或许会获得更多的肯定。 在“猜想－反驳”机制的实践有效性问题上也是如此。拉卡托斯后来发展出的精致证伪主义或“科学研究纲领方**”对此做出了更好的解释，虽然这更多的是技术性的修正和补充而不是在哲学上另辟蹊径，但波普尔不能容忍学生对自己的批评性继承，最终导致他们友谊的破裂。而对专业哲学家来说，或许最难以接受的是波普尔对维特根斯坦的攻击。他傲慢地宣称，维特根斯坦后期的研究，以及由此发展出的语言哲学完全是误入歧途。无论如何，波普尔的人格中有着与他自己倡导的开放与宽容精神十分矛盾的独断特征，以至于有人戏谑波普尔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波普尔对柏拉图的公然冒犯可能是他失去哲学家青睐的另一个原因。他在《开放社会》上卷中对柏拉图的阐释，从希腊文的翻译细节，到具体文本段落的理解，到对柏拉图意图的整体把握，都受到了许多激烈的批评。希腊哲学专家R. B. Levinson特别发表专著《保卫柏拉图》，对波普尔做出了全面的抨击。而波普尔在第4版**别加了一个附录对此予以反驳。当然，也有哲学家支持波普尔对柏拉图的解释。牛津大学著名分析哲学教授赖尔（Gilbert Ryle），自己曾发表研究柏拉图的专著，他在《心》（Mind）杂志上发表书评指出，波普尔“对希腊史和希腊思想的研究显然是深刻而赋有原创性的。从此对柏拉图的解释不再会是老生常谈了”。而罗素也说，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攻击虽然有悖于正统，但在我看来完全是成立的”。要对这样的争论做出恰当的评判，没有对柏拉图和希腊哲学深入的专门研究是不可能的。况且，怀特海有句名言，“整个西方哲学都是对柏拉图的注脚”。不同注脚之间的争论也很难有明确的结论。但有一点事实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在专业哲学的研究中，波普尔对柏拉图以及黑格尔的阐释不会被当作一种重要的观点予以认真讨论。 总的来说，波普尔在人文学术界最热衷的赞赏者（如哈耶克和伯林），多半是“思想家”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专业哲学家。波普尔在一次访谈中曾指出，哲学的任务是反省我们不自觉的偏见，并明确反对哲学在专业化的问题上“仿照现代科学的模式”。在现代的学科建制中，波普尔的专业身份是颇为暧昧甚至尴尬的。这也对评价波普尔的学术成就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开设的“逻辑和科学方法”方面的课程甚至不设教授席位。这在当年使这位“国际知名”的高级讲师晋升教授的问题都颇费周折。直到1948年（《开放社会》一书出版三年之后），在哈耶克的动议下，校方同意为波普尔专门设立一个“逻辑与科学方法教授”席位，才最终解决了他的“职称问题”。 波普尔的研究主题大多处于专业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尤其反映在他那些不太著名的专门性研究中。例如，在 1958年威尼斯国际哲学大会上，波普尔提交的一篇论文，分析了莱布尼斯对笛卡儿的批判如何影响了物理学从原子论到“法拉第－麦克斯维尔场论”的发展。这篇论文在极小的圈子里获得盛赞，但大多数哲学家几乎不知所云。他与艾克里斯合作的《自我及其大脑》一书也有类似的命运。波普尔更像是莱布尼兹时代的学者，在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地带展开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他在当代是没有多少同行的，也难以在专业哲学界获得承认。 对波普尔的两个流行的误解 对波普尔的思想有两个流行的误解，似乎又必要予以澄清。由于波普尔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标准做了大量而细致的解释，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科学至上论”或“唯科学主义”的鼓吹者。这是一种非常初级的误解。 在波普尔看来，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在于经验上的可证伪性，但他坚决否认这是区分“有意义”和“无意义”的划界标准。在这个问题上，波普尔与逻辑实证主义者有着尖锐的冲突，后者认为，只有逻辑命题和科学（经验可检验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而波普尔则坚持，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划界标准绝不是“意义”的划界标准。相反，他认为宗教、神话和形而上学等命题，虽然不是科学陈述，但他们有自身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有些可以成为科学猜想的源头。他甚至认为许多被他称作“伪科学”的理论，如弗洛伊德心理学，本身可能有深刻的洞察力，而且他们的学说有可能是正确的，只是不具有可证伪性，无法在经验上予以检测。 在波普尔的词典里，“科学”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的同义词，更不是“正确”或“真理”的同义词。科学知识也不是人类唯一有意义的智**业。他强调，科学理论都只是暂时的、尚未被证伪的假设，更是否定了将科学等同于真理的迷信。所以，与那种流行的误解恰恰相反，波普尔实际上是一位科学至上论和唯科学主义的最强烈的批判者。 另一个对波普尔政治立场的误解值得更为认真的讨论。哈耶克被普遍看作 “右倾”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与波普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亲密关系是人所共知的，他甚至在给波普尔的书信中提及“我们的哲学”。另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也曾对波普尔予以盛赞。伯林在他的《马克思传》1963年版的序言中，称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是“一部具有罕见创造性和强有力的著作”，并认为在所有在世的作者中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学说做出了“最谨慎、也是最摄人的批判”。而波普尔本人也的确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这些因素都会使人们很自然地推断，他会在政治上持“右翼立场”。这种观点虽然不是空*来风，但仍然有严重的偏差。实际上，波普尔在政治立场上与他的自由主义同伴具有相当的距离。 首先有必要指出，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虽然怀有偏见，但并没有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攻击。《开发社会》一书是从批判理性主义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做出的分析性批判。波普尔对马克思本人怀有很深的敬意，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天才的哲学家，也敏锐地意识到，马克思将自己的理论与“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是正当的，而且他的理论在当时的确是科学的，因为提出了大量可以被经验事实检测的预言。只是在波普尔看来，其中许多重要的预言已经被历史证伪了。但他主要批判的对象是他所谓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管社会实践中出现了多少与理论相悖的事实，仍然要坚持理论的教条并为此不懈地的辩解。这种教条主义的自圆其说恰恰违背了科学的一个基本品质，那就是理论要勇敢地面对实践的检验。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不再具有科学的品格。同时，波普尔也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决定论，这将导致对社会实践做出整体的和长远的计划安排。虽然当时波普尔并没有触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但他所倡导的“渐进社会工程”理念，主张一种在不断尝试中修正错误的社会演进模式，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不是没有启示意义的。 波普尔少年时期曾是一名****者，虽然他后来放弃了这一信念，但此后许多年仍然信奉社会主义，而至今仍然对马克思关于人类平等与自由的道德理想抱有很深的认同。他在《无穷的探索》中写道： “如果社会主义有可能与个人自由相结合，那么我仍然是社会主义者。因为没有什么比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过着一种朴素、简单而自由的生活更好了。”他后来意识到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因为力求实现平等可能危及自由，但在不自由的人们中间是不会拥有平等的。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的确强调自由对平等的优先性。但是由此并不能推断他持有右翼的政治立场。恰恰相反，他在很多重要问题上的观点似乎更具有“左翼”的政治倾向。 在《开放社会》第二卷中，波普尔明确反对极端自由主义，特别是经济放任自由主义；激烈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论，认为这将使富有者无限度地剥削穷人，结果将使穷人丧生自由。因此，他强烈支持国家的经济干涉主义：“我们必须建立保护经济上的弱者不受强者侵犯的制度，并且通过国家权力对此加以巩固……，这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国家不干预的原则和经济体制不受约束的原则，如果我们希望自由得到维护，那么我必须要求国家用有计划的经济干预取代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政策，我们必须要求经济干预主义取代****”。这段引言自身是极为明确的，如果说波普尔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那么一个要求取代经济****的自由主义者，在我们这里至少称得上是 “自由左派”。 结语 一个深刻而清澈的思想者，一个徘徊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学者，一个反****的自由主义者，一个以偏执的风格竭力宣扬审慎与开放的雄辩者，一个享有盛名又在流行中倍受误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卓越而独特的卡尔·波普尔。他一生无穷的探索，最终将苏格拉底“我一无所知”的箴言作为自己思想的墓志铭。他以最有力的方式告诫人们知识的局限性，以警惕理性自负的危险。对于20世纪人类历经的灾难与恐怖来说，波普尔是一位诊断思想瘟疫的医生。如果他的告诫已经成为今天的常识，那么他被淡忘也正是他杰出的成就。倘若有一天，类似的瘟疫再度流行，人们才会重新想起他，并记起他的诊断。 注释： 【1】维特根斯坦 着，郭英 译，《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8月），页 93。 【2】卡尔•波普尔 着，邱仁宗 段娟 译，《无穷的探索——思想自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页33-34。 【3】Karl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olume 2: The High Tide of Prophecy: Hegel, Marx and the Aftermath (London: Routledge, 5th Edition, 1973 reprint), p. 125.

第49周问答 | 凯恩斯与哈耶克的友情和交锋

本周介绍四位经济学家：凯恩斯、哈耶克、贝克尔和德姆塞茨。

凯恩斯其实不是一位职业的经济学家，他是一位记者，他的研究方法是用日常的思维和语言理解经济现象，阐述学术观点。

凯恩斯鼓励政府和人们消费，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机会成本，用来购物、建公共工程的资源，可以用到别的地方，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哈耶克1947年邀请60多位好朋友，在瑞士朝圣山顶开会，要分散在各地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聚在一块，成立了 朝圣山学会 （Mont Pelerin Society），会员有奈特（Frank Knight）、波普尔（Karl Popper）、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戴瑞德（Aaron Director）。

弗里德曼（左）、斯蒂格勒（中） 和戴瑞德（右）参加第一次朝圣山会议

周一的问题：

数学有它善于处理的问题，也有它不善于处理的问题，我们不能说只有能用数学来处理的问题才是问题。

哈耶克:

周二的问题是：

周三的问题是

不管有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理性思考的过程，人越成熟越有责任感，就越会细心地考虑收益和成本之间的权衡。

周四的专栏讲了经济学家哈罗德·德姆塞茨换工作的故事，周四的思考题是：

收入不仅仅是跳槽时点的收入，还包括整个职业周期的收入，也不仅仅是指金钱的收入，还包括成长的空间、同事之间的和谐。经济学家对收入的理解非常宽泛。

本周介绍经济学家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的友情和争论，我们今天就来辩论一下：找朋友是找观点一致的好，还是观点不一致的好？

找朋友应该找志同道合的，具有相同的世界观才能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互相促进。

找朋友应该找跟自己观点不一致的好，观点分歧越大，世界观越是格格不入，就越是能够促进自己跳出局限，学会更理性地看待问题，从而帮助自己成长和迭代。

观点一致和三观一致，不完全一样。无论观点一致不一致，首先应该找三观一致的人做朋友。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还是应该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在这个前提下，我支持反方，那些跟我们观点不一致人，可以帮助我拓展视野、开拓思维，看见我所看不见的，想到我所没想到的，和与自己不一样的人在一起，才是不断学习、迭代的动力源泉。但是，世界观必须跟我要一致。

哈耶克：理性的自负

哈耶克和波普尔一样，他们继承的是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其核心观点是在承认理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反对“理性万能论”，反对那种好像人类的理性可以扮演新的上帝，去改造和规划世间的一切的观点。苏格兰启蒙运动倾向于把理性看成一种怀疑、反省和批判的能力，而不是掌控一切的能力。哈耶克称之为“理性的自负”。批判理性的自负指的是用审慎和批判的态度去质疑主流的启蒙理性主义，特别是要批判那种认为理性能够认识一切、规划一切的独断论。 在20世纪，西方思想面对的两大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解释纳粹德国的灾难和苏联模式的失败。哈耶克正是依据“理性的自负”这个概念对这两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在二战后期，西方主流观点认为，纳粹德国和苏联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模式；苏联是超理性的，而纳粹是非理性的，两者相距甚远。但哈耶克认为这两种模式的病根是同源的，都来源于“理性的自负”。具体表现就是，在经济领域中推行计划经济，在社会规划中依赖高度理性化的系统设计。 哈耶克说认为纳粹主义有它深刻的思想起源，它其实是集体主义梦想的一个最高版本。从1930年初期，德国就开始创建一套强有力的计划经济体制。包括建立一系列经济控制机构，通过垄断集团来控制企业，甚至直接由政府来规定商品价格，等等。这种规划模式表明，纳粹德国并不是疯狂的产物，在它的思想和实践中都包含着高度理性的部分，试图用理性的现代化来铲除所有非理性的东西。甚至在对于犹太人的迫害中，纳粹的口号首先不是仇恨，而是用伪科学来证明犹太人是不符合秩序的存在，因此他们要被铲除。 既然“理性的自负”如此危险，那我们防范警惕就好了，但是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这本书中提到，理性的自负之所以致命，是因为我们很难逃脱一种诱惑，就是想用理性去做整体设计。因为这给了我们一种期望，用整体规划能够摆脱和征服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它带来的焦虑和不安。但是，这是一个虚幻的期望。 哈耶克告诫我们，必须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的必然无知”。这不是说人类什么都不知道，而是强调人类的知识总是有局限的，必然包含着无知的一面。 哈耶克指出，即使没有人为的整体设计，秩序也能够自然生成、自发演化，这就是他提出的自发秩序。 自发秩序指的是市场自发地提供了一个交换系统，把千差万别的需求汇聚起来，形成一个市场价格，能够对复杂的需求及时做出反应。在市场价格的形成过程中，一个没有经过刻意设计的秩序出现了，即使仍然没有人能够获得全部的信息和知识，但市场本身也能自发形成相对合适的价格。 哈耶克的启示： 我们要直面自己的无知，勇敢地与不确定性拥抱共存。要经营而非管理，不要把所有的都限制很死，留有一定的冗余。